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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写近代学术史的方法 中国近代学术的建立，是传统学术文化在西方文化思潮冲击下因应时变不断冲突、融合的过程。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文明，挟着坚船利炮之势长驱直入中国，对中国近代学术产生了深刻影响。综观当时的学术界实况，最具影响力并对学术界具有根本导向作用的潮流当为中西交融和经史地位的转换。在对待中西之学关系的处置中，学术界出现了源流、主辅、新旧、体用、本末的分离与纷争；在古今问题上，学术界出现了“经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经史之争”等主要论争。学术界在救亡图强理念之下以经术饰政术，导致经学学术规范的解体，西学的倡导以及进化论的引入和宣传，导致传统意义的学术发生转型。他们之间的争论，重演了诸子百家争鸣的胜景，构成了近代一百余年文化思潮纷纭变幻的图案。近代学术的变迁是以重新评价传统作为依据和核心内容的，以选择性地引介外来学说作为创变的条件，再合中西、合经子、合儒释、合经世与求真，从而在对古今中西之学予以比较和选择的基础上走向本位趋同[13]。所以，我们应当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梳理和解读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特质及规律，体悟近代学术的内在精神。然而，揆诸近年来的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发现西方舶来的方法论和话语体系对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当然对中国学术的深入研究有好的一面，但生搬硬套西方的范式、概念和术语，而不从中国学术文化内在发展的机理着眼，并不能深刻体悟中国近代学术的命意和精髓。比如，有学者解读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在体例渊源、写作宗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14]。我认为，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写作思路，某些学者之所以有这样的提法，大概是对“范式”误读的结果。 “范式”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库恩提出的。他认为，“范式”是“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范式规定着该学科领域的各个方面，为学科共同体提供了思考、选择、解决问题的准则，规定了其基本思路，并为整个学科领域的发展规定了基本方向。他认为“范式”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公认的科学成就，他说：“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15](P4)另一个是具有“不可通约性”。他认为，新旧范式“完全不能并立”，新范式具有不可替代性。由此，他指出：“这些年来我所突出的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可通约性必定是任何历史的、发展的或进化的科学知识观中一个基本的成分。”“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15](P199)库恩认为范式的更替是一种世界观的转变，因而否认新旧范式之间的相容性，认为它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 库恩的范式概念主要是从自然科学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是否存在着整齐划一的“范式”或研究“模型”尚有待于作进一步探讨。库恩指出：“在生物各分支——例如遗传学研究中——第一次普遍被接受的范式还是更近的事；而在社会科学各部分中要完全取得这些范式，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5](P14)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科学和艺术的双重属性，既重求真，亦重求善；故对其“范式”的建立和转换，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和实用原则，紧密结合人文学科自身特色，设置符合库恩元典意义的范式条件，合则借用范式，不合则慎用范式。比如，有学者在探讨百年中国学统时指出，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范式有不同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戊戌到“五四”，以进化论为主导范式；第二阶段问题与主义之争，从“五四”到1949年，进化论范式与唯物史规范式展开激烈竞争[16]。应该说，论者对借用范式的概念基本上符合库恩元典的条件和含义。清末民初的中国学术逐渐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种转型表现在学术观念、学术思想、学术方法的根本转变，新旧学术具有“不可通约性”的特点，因而将这种转型视为学术新范式的确立，无疑会显得更加深刻和生动。但也有学者在梳理清代学术时从已有观念出发，误读和套用“范式”。如有学者指出，20世纪清代学术史存在五种研究范式：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并认为上述研究范式之间的起伏消长，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而这种社会思潮的起伏消长反过来也影响甚至决定了研究范式的变迁[17]。我认为，上述五种范式中，可能只有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可以称为所谓的“范式”。“早期启蒙说”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梳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提出的核心观念，与以往用进化史观梳理学术演变发展迥然有别，它对思想变迁的内在理路作了精微的辨析，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演进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它基本上符合库恩元典的条件和含义。其他四种“范式”，只是学者梳理清代学术的思路与方法，而非学术观念根本形态的转变，且诸范式具有兼容性，故视之为范式似有不妥。所以，在学术发展的常态下，强调范式更替，要慎重，更要避免简单化。 在如何借鉴和慎用“范式”方面，有些学者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值得借鉴和参考。郑师渠指出，“引进范式的概念，要有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但在历史研究中刻意强调整齐划一的范式及其更替，却难免简单化，作茧自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还必须重视中国传统的学术视野。尤其在历史研究领域强调学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实较斤斤于范式的区分，更具有重要的意义”[18]。论者认为历史研究领域引进“范式”必须从中国传统的学术视野出发，从学术继承与创新的角度体察学术范式的根本含义，颇有见识。杨念群指出，谈范式，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把认知对象的客观性同主观人文的因素结合起来，他说：“谈范式本身，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发点还是在于想把历史研究，或者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纳入到一个按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轨道里面，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想象力本身的丰富性，丰富程度可能要远远大于仅仅用自然科学的比较规范性的东西操作所得出的结果。这样我想可能是带有人文色彩的东西与自然科学的东西相区别的重要因素，所以我比较赞成把范式的分析和想象力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综合考察。”[19]论者认识到历史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借用范式概念必须要注意历史学具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双重属性，所以史学在建构对过去图景的表述中，含有大量的主观想象、分析和评判。因此，“范式”只是提供了梳理、分析史学演进的方法论工具，学者在使用“范式”观念须把范式跟制度安排，包括跟个人的想象及范式之外的难以归纳的因素混合起来谈。所以，预设所谓虚妄的前提，可能对学术研究产生有害的影响，“有些东西是需要梳理和反思的，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前提，就跟当时黄宗智谈江南的问题的时候，谈来谈去，他说我们基本上有一个规范性认识危机，什么是规范性认识危机，就是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把一个本身应该反思的前提作为我们讨论的一个前提，比如说商品化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结果它变成了我们讨论的一个前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范式可能是非常有害的”[19]。由此可见，一个东西成为范式，可能推动学科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导致阻碍开拓和发展，可能使新的方法和探讨被视为异端。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撰写，应该从当代学者关于范式讨论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在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时，尤应注意范式的边界和条件，谨慎使用范式，防止对范式的滥用和误读。 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体例、方法、思路等诸多问题。我们认为，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首先在于体例之确定。借鉴中西史书体裁的各自优长，采用综合创新体裁撰写学术史，应该成为重写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方法论自觉方面，应该淡化所谓范式之争和意识形态考量，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有学者指出：“考察学术史，就必须将他们的心路历程作为主要参考系，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去看待那一时代的学人与学术，如此，才可能深入到近代的学术世界之中。”[20]应该说，这不失为从学术本身出发梳理近代学术史的有效路径。作为“研究的研究”，近代学术史研究应将学术本身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内在依据，使学术史研究回归到学术本身。对此，葛兆光的意见值得我们思考，他指出：“我们过去谈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这些人，常常不大去谈他们本身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一些研究学术史的学者对他们那些专门领域并没有太多的研究，所以呢，我一直觉得，重新来谈论学术史的时候，更多的是要谈论学术研究本身。”[19]近代学术史研究本来应该从学术自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这应该成为重写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