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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认为，学术史叙事有自己的体例和章法，笔者很赞同他的观点：“与普通历史写作一样，学术史写作必须选择与取舍，而选择与取舍必须有依据、有原则、有体例、有章法，这样，作者的先在预设和社会历史立场，乃至作者对学术本身的把握和偏好，当然就成为学术史叙事中最能动的要素”[6]。传统学术史以学案体为主，辅以目录体、纪传体等多种编纂形式，它们在中国古代学术史编纂中都起过重要作用。学案体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形成的以记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体裁。其体例为：每学案前先设一表，备举师友弟子，标明学派渊源及传授系统。每一案主均立小传，叙其生平概况及学术宗旨。对案主学术论著，均一一注明出处，材料采选颇为广泛，为深入研讨其学术思想提供方便。案主小传后，另有附录，载其遗闻轶事。亦附时人及后学之评论，备录其短长得失，以供后学自行判断。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对学案体有创始之功，设学案以明“学脉”、写案语以示宗旨、选精萃以明原著，这三个要素的互为犄角，使学案体构成了为实现特定目标而组成的有机整体[7]。全书首列《师说》，采选其师刘宗周对明代学术的评论，以示学术渊源，次以崇仁、白沙、河东、三原诸学案，叙述明代学术由理学向心学的过渡，再记姚江及诸王门学案，着重叙述明代王学的发展与传播，接以止修、泰州、甘泉三学案，叙述王门别派对王学的修正与辩难，并在诸儒学案中兼及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最后记东林诸子和蕺山学案，以东林诸子为程朱学的殿军，以蕺山为王学的殿军，给后学指示儒学发展的路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强调，“清代学术之祖当推宗蒙，所著《明儒学案》，中国自有学术史，自此始也”。学案体裁中的“学”指学术、学派，而“案”则指按语，是作者对学派源流及学术事件做出分析、评判的学术著述形式。黄宗羲以“学”阐释学术、学派之分合，以“案”梳理明代学术主线，揭示明代学术宗旨与思想，它“以人为中心”展开，实质上是一种思想史的写作体例。黄宗羲著《明儒学案》，认为心学为明代学术之主线，故详细梳理了明代心学演变发展的轨迹：“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矣。”[8](卷10，《姚江学案序》)此前的学术史著作主要是学者人物传记，故不能反映出各家各派的学术宗旨及大端，采取的编纂形式主要是传纪体。《明儒学案》编纂形式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作者善于揭示学术演变发展的主线，从学术内在的理路来阐释学术的宗旨和思想，正确评点学人的精神。黄宗羲认为过去的学术史编纂对学人治学宗旨和精神阐释不够，指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8](《凡例》)基于对学术宗旨重要性的认知，黄宗羲确定的编纂指导思想在于阐明各家各派的自得之学，揭示学术思想的真谛。他说：“学问之道，以个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8](《凡例》)因此，黄宗羲对于学派和学者的学术思想均尽量揭明其自得之见，发明其学术内涵与精神。他善于从不同的学说理路中归纳整理出符合学术演变规律的合理因素，提炼不同学说的内在价值。《明儒学案》就是根据“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试图把思想置于“历史”中加以解释，对明代理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做了总结。可以说，《明儒学案》是中国古代首部较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史学上的学案体史书体裁。后来的全祖望《宋元学案》就是秉承其意，再有《清学案小识》、《清儒学案》等继起之作，虽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及，却实际地刺激和推动了近代学术史研究的兴盛。 目录体学术史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编纂的重要体裁，最早可追溯到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目录体学术史特别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嘉锡对此有过精辟的总结：“由此言之，则目录者，学术之史也。综其体例，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9](P27)。就学术史研究要素而言，一在于学者；一在于著述。史传重在记载前者，而目录则重在记载后者，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学术史研究的主干。东汉班固在著述《汉书》时，又据《七略》略加删改，著为《艺文志》，率先将目录学引入正史，创立了史志目录编纂方式。《艺文志》以儒家经典为宗旨，设置总序和类序，为正史《艺文志》的史志目录系统创建了新的学术范式，同时又具有反映先秦至东汉学术总貌的独特价值。纪传体重在记“人”，主要记录某一时期学者的经学思想和经学活动；史志目录重在志“书”，记录典籍的传衍以及变化。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目录体学术史的史料保存价值往往大于史学价值，缺乏通识别裁能力，使得学术史成了一种史料的堆砌，给人以一种汗漫无归的感觉。以史传为学术史研究之载体，始于司马迁《史记》所率先创设的《儒林列传》，其体例以被朝廷立为官学的经学大师为主体，以经学大师的学行为主线，重点突出各家经说的传承关系，再配之以功过得失的评价，可以视之为各经学大师的个体学术简史。《史记》开创的这一体例为历代正史所继承，并向其他领域拓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