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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恰恰因为这个概念所涉及的是某些相对历史的东西,所以它根本不适于用来确定历史的个体这个概念,而仅仅适用于通过历史表述所形成的一些特殊类型的产物。”①韦伯新教伦理之命题,就是这种“理想型”研究模式之产物。它与经验事实不全相符;但它也不是凭空虚构。韦伯笔下之欧洲和英国商人岂能人人都依新教伦理行事,而无欺诈之事?②然而一旦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精神,那么欺诈之事就排斥在资本主义精神之外了。 同样,钱氏“士人政府”的观点,虽不能与史实尽合,却也或多或少能获得史实和史料上的支持。历史上像范仲淹那样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的士大夫为数不少,这些先公后私的士大夫,都可以用来佐证钱氏的“士人政府”的观点。钱氏未必同意韦伯的观点,也未必取径于韦伯的方法。但在史学研究中,大凡涉及历史精神、文化特征之类的判断,都一定程度上采用了“理想型”的研究模式。然而,某种现象能否视为历史精神、文化特色,原是见仁见智之事。 历史精神的抽象,应该是重质还是重量,也大有讨论之余地。而钱氏对中国历史精神之解读,则是重质不重量。他在《中国文化精神》中写道:“有人讲中国文化,历举了八项,如太监、女人裹小脚、娶姨太太、鸦片烟、麻雀牌等,认为这些便是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也不过这些。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都在中国社会上出现,便是中国人生中一貌相。……中国传统政府,重要的不在有太监; 中国传统家庭,重要的不在有姨太太。哪能轻率凭此判定中国文化就是如此。”③显然,选取“士人政府”之史实,正是它代表着中国传统政制的精神所在。这就是李凯尔特所说,历史撰写是“受价值指导的”,只有借助价值的观点,人们才能在历史中选取“那些‘重要的’、‘有意义的’、‘有趣的’事情”来叙述。“只有认识到历史对象同文化财富所固有的价值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不存在的情况下,事件便是‘不重要的’、‘无意义的’和‘无聊的’,不属于历史叙述的范围。”④换言之,士人参政、士人政府既然对当下显示了意义和价值,那就可被视为历史精神、文化特色来大书特书。反之,武帝时内朝之掌决策,内朝任用者“非宗室则必为外戚”,以及东汉以后外戚宦官之轮流执政,既不能显示它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不能视为中国历史精神或文化特色,不必、也不该纳入“士人政府”的叙史系统。所以,钱氏将东汉、魏晋以后的史实,或归为统一政府的逐渐堕落、历史之迂回,⑤或视其为历史演进的衰运和不幸; 其说明朝,则是“传统政治之恶化”,⑥而清之统治,更斥之为传统精神之丧失。⑦ 上述比较与评析,可以引出如下之小结: 历史学是一门讲究证据的学问,历史书写要以史实、史料为基础,且史实或史料的运用、解读,也自有一套学术规范和必须遵循之原则。但史实或史料并非只有一种解读方法,历史学家也并非只会写出一样的历史著述。否则,就把历史书写看得太简单。如果你的治史目的是要写出历史精神、文化特色,那么,钱氏“士人政府”和对“士”之种种称颂之词,以及他对史事、史料的解读,对史事、史料的取用、舍弃,也就可以理解了。而历史书写的多样性,除了来自于史事、史料的新发现外更多地源于史学家的新解读。 历史书写受制于史实、史料的积累情形,也受制书写者的书写目的、宗旨,以及使用的相应的方法,其背后又与书写者所生活的社会状态、境遇变化、阅历深浅、志向事业等因素戚戚相关。钱氏治史,可以抗战为界划为前后两期。他自言: 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⑧换言之,前期的治学,多致力于考证,是为学术史上的学者伸冤鸣不平; 后期的治学多偏向历史的义理诠释,是为中国文化伸冤鸣不平。若以《秦汉史》与《国史大纲》做比较,我们还可以说,前期的论史多抱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后期的论史多持称颂与辩护的立场。也是从这个时期起,钱氏逐渐与政府上层发生了联系,⑨尤其是定居台湾以后,此种联系越发密切。这无疑对他后期的治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①李凯尔特:《历史上的个体》,见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8页。 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4页。 ③钱穆:《中国文化精神》,1971年11月台北出版,台北三民书局经销;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中国文化精神》,卷38,第3页。《唐会要》记史臣路随立议云:“凡功名不足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戒者,虽富贵人,第书具卒而已。陶清、———皆为汉相,爵则通侯,而良史以为龌龊廉谨,备员而已。无能发明功名者,皆不立传。伯夷、———皆终身匹夫,或让国立节,或养德著书,或出奇排难,或守道避祸,而与周、召、管、晏同列。故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孔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人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人到于今称之。’然则志士之欲光辉于后者,何待于爵位哉! 富贵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于后者,德不修而轻义重利故也。”( 王溥:《唐会要》卷6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08-1309页) 此与钱氏之论,如出一辙。 ④李凯尔特著、凃纪亮译:《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76、77页。 ⑤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27,第173页。钱穆:《民族与文化》(原系1959年9月为“台北国防研究院”演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民族与文化》卷37,第12 页。 ⑥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27,第214页。钱穆:《国史大纲(下)》,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下)》卷28,第746页。钱穆:《国史新论》,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新论》卷30,第72页。 ⑦钱穆:《中国历史上社会的时代划分》,原刊《人文杂志》5 卷3期,1958 年,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新论》卷30,第76页。 ⑧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原刊《中央日报》1985年11月11日,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附录四,卷51,第412页。 ⑨如1941年参加教育部会议并做讲辞; 1942年秋两次获蒋介石召见;1943、1944年两次去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高级训练班讲学。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卷51,第251、252、26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