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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若结合葛本编写者的学术渊源和研究范围来进行考察,他们的上述观点又是在情理之中的。换言之,葛本作为山东大学历史系和云南大学历史系合作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史学概论类教材,它无疑凝聚并体现着主编葛懋春和副主编谢本书的个人学术观点和风格。葛懋春(11)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论从师承关系还是从学术成就来看,他一生都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文革”前“全身心投入到对马列主义的教学与宣传,力求用马列主义思想改造旧中国的学风与文风”,“文革”后则是“全身心投入史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12)中。而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葛本,则更是体现了他在“文革”后在史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的卓越贡献。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葛懋春就曾与庞朴一起编写过《历史科学概论大纲》。于是,葛懋春在1978年接到编写史学概论教材的任务时,他就在此基础上结合全国形势的新变化,与谢本书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并且敏锐地察觉到历史科学概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即在他看来,一方面不能完全用历史唯物主义来代替历史科学概论,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科学理论的基础”(13),应该依然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把历史科学概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论来理解”(14)。于是,正如研究者李红岩所分析的那样,葛懋春的这一观点及其在《历史科学概论》一书中的实践,“既反映了葛先生等人既有的知识结构、学术宗仰,也反映了历史变迁对其固有思想观念所带来的变化。一方面,他们依旧坚定地信仰马列主义;另一方面,也力求适应形势的发展,有所拓展和前进。因此,在原有的宗旨下加入开放的特质,成为葛先生等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基本学术取向。”(15)因此,当笔者于距葛本公开出版已然三十年的今天来阅读它时,一方面感受到了浓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另一方面也领悟了编者们与时俱进的良苦用心。如葛懋春、项观奇在1984年修订葛本时,鉴于当时有许多学生“十分关心国外史学研究的动向,尤其注意其方法论问题”而特别约请北京大学的范达人增写了第十四章“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以满足学生的要求。(16)虽然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葛本过多地论述了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问题,可能是有失偏颇的;但是,当我们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编写者的学术路向来考虑时,就会发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轶前在1987年所作的评价:“《历史科学概论》,针对近年来史学界实际,重新强调了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填补了这项大学教材的空白”(17)。如此,葛懋春所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对于唯物史观的偏爱,既体现了他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信仰者,是将唯物史观当做学术问题来研究的,这种学术实践也在当时起到了填补空白的重要作用,当然是有其合理性的。 另外,毋庸置疑的是,葛本的副主编谢本书也为该书的出版付出了心血。当我们考察谢本书的学术路向时,也会发现他同样与史学概论问题有着不解之缘。其实,早在1963年,年轻的谢本书承担了一门课程,最初取名“史学概论”,后因没有适当教材,就又改名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在承担了这门课后,谢本书干脆自己编写了一本约七八万字的讲稿,一方面发给同学参考,另一方面向当时正在编史学概论教材的黎澍先生征询意见。关于后一方面的事,黎澍后来在为谢本书所著《龙云传》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曾回忆到“大概是1963年夏天,我收到云南大学助教谢本书寄来的一卷油印稿。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史学概论的讲稿,大体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的顺序,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的有关论述,加上说明编辑而成的。本来不相属的摘录的段落,经过一编,居然连贯起来了。我认为这个年轻人有本事,还没见第二个人做过这工作。当时我和宁可、李时岳、胡绳武正在合作编写史学概论教材。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听说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就通知调他来参加我们的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精力旺盛,思想灵活。”(18)虽然后来由于“文革”的原因,史学概论的编写工作未能完成,但是,这些经历尤其是与黎澍的学术交往,无疑为“文革”后谢本书编写葛本打下了基础。也确实如此,谢本书在1978年接到编写史学概论教材的任务后,就与葛懋春一起草拟了编写提纲,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分头执笔编写。至于葛本编写过程的其他有关细节这里就不再重复。总之,葛本作为“文革”后为满足大学历史专业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史学概论教材,虽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存在很多缺点,但是,若结合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环境来考察,就会发现它在出版后,还是很受广大师生欢迎的,“先后印刷10余次,发行量在10万册以上”(19)。印次和发行量是最有说服力,它证明了葛本的历史作用和学术魅力。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肯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