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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讨论田本独具特色的原因。与葛本相比,虽然田本的篇幅小了许多,但是,后者仍然囊括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唯物史观及其具体运用、中外史学史、古文献资料和考古学的相关知识等问题,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对于为何要包含如此多的内容这个读者关心的问题,作者田昌五和居建文则在本书“前言”中作了相关说明。从田本“前言”所作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它是为“适应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向读者介绍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以作为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向导”而编写的。由此,田昌五和居建文认为,它的“性质类似历史唯物主义,但又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内容包括历史工具书,又不同于工具书”,它应该是“史学理论、史料学、史学史、史学评论、史学工具书等分支学科的概括和综合”。(20)进而,我们就可以理解田本的写作主旨,它的出发点在于普及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进而落脚于成为一本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入门小读本,至于史学概论是否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等其它问题,作者则很少考虑。这也可说是一种见解。但将史学概论视为史学理论、史料学、史学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扼要组合,这就无疑取消了史学概论的独特性和逻辑性。当然,没有自己独特研究对象的史学概论是永远无法成为专门之学的。于是,后来史家多以此将田昌五和居建文视为“拼盘论”的赞成者,对其进行批评。不过,在笔者看来,就算是从“拼盘”的角度来看田本,它仍算不上是一道佳肴,正如叶振华先生在《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一书中所评论的那样,田昌五和居建文虽在“前言”中就指出,“它是史学理论、史料学、史学史、史学评论、史学工具书等分支学科的概括和综合”,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他们还是过分集中于论述宏观的理论与方法即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而对校勘、考证等处理史料的方法等微观的理论和方法不够重视,史学评论更是没有涉及,对于史学史和史学工具书的论述也存在很多问题(21)。可能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田本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当我们结合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环境来考虑时,从“同情与理解”的角度审视,会发现它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视和重新阐释,无疑对当时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起到了促进作用。如在论述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关系时,田昌五就大胆地指出,“二者的分水岭在于是不是讲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观点是一个教条主义的说法,必须予以否定;他提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谁决定谁是区别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标志”,即“凡是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发展之本原的,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而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则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同时,他还指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既是有区别的,又是有联系的”。另外,他还专门批驳了之前史学界流行的“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这两种错误观点,并提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得出科学的结论”。(22)上述观点不仅反映出田昌五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主张正确地理解唯物史观,而且与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这对于史学界重新认识唯物史观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田本的这一理论特点和激烈的现实感无疑与作者田昌五先生的学术路向有着内在密切的关系。田昌五(23)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学术重点一直集中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比较中西历史发展的异同”(24)上,并在中国古代史和史学理论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正如研究者臧知非所总结的那样,田昌五“围绕着中国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这一主轴,在华夏文明起源、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古史分期、农民战争与农民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古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史学理论与方法等领域均有丰硕建树,自成体系,巍然成家”(25)。而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田本,则与田昌五本人在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他对于史学理论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层面,这或许和他投身于学术研究的年代特征有关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独盛”(26)的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后,年轻的田昌五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27)的同时,十分积极地投身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过程与发展规律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独特见解。如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亚洲古代社会问题》(28)中,他对当时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就敢于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他后来回忆说,“第一次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这个角度论述了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指原始社会”(29)。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该文也被国外学者翻译为英、俄、日、法多种文本发行。“文革”过后,他又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30)来阐述其观点。简言之,即“以建设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为核心,重点对亚细亚社会形态、五种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性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讨,提出了中国历史新体系”(31)。其中,他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提出将远古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期间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划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三大阶段,以此构建中国历史新体系(32)。这无疑是田昌五多年学术研究的最新概括和最重要的史学成果。笔者认为,田昌五的研究成果,大胆否定了其时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惯用的以五种生产方式来划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与方法,这是一种可贵的理论勇气和值得珍视的史学探索,是否正确我们姑置不论,但像研究者臧知非的意见我们觉得还是有道理的。臧知非认为,田昌五关于中国历史新体系的论断是田昌五为建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典型实践(33)。事实上,田昌五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热爱的,对于唯物史观的学习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在史学研究中,他既倡导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又身体力行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从事具体的历史研究,他在史学界因此获得了“田克思”的雅号。当然,田昌五并不是生来就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神童,除了用心学习之外,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如田昌五自己所反思的那样,“文革结束前,我写文章或谈问题,都要找一些马克思主义辞句作依据,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论断不敢越雷池。文革后,通过批判两个‘凡是’,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标准,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34)实践深化和社会变迁的脚步催促着田昌五,我们从以上文字中,尤其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田昌五那一代史学家产生了何等强烈的思想震撼和积极影响!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领下,田昌五才开始走上重新学习和阐释唯物史观的学术道路,并和他此前一直致力于探讨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问题的学术兴趣重又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田本会较多地关注并论述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问题。另外还要注意的是,正如作者在田本“前言”中所说明的那样,该著“是作为中南五省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丛书》的一种出版的,篇幅和字数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史学概论的内容又过于宽泛,因此在编写中他们对某些问题只是做了提纲挈领的概括。(35)这当然是田本在内容发挥上所受到局限的客观原因。但我们却认为,这并不是田本不能充分关注史学概论研究对象及其体系的主要原因。在此,笔者冒昧地揣测,是不是田昌五当时原本就没有把史学概论当做一个学科问题来考虑,而只是接受出版社的邀约编写一本介绍关于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基本知识和方法的相对具有普及性的小读物?一个值得玩味的事实是,当时和田本一起出版的还有《通俗教育学》、《文学入门》、《伦理学概论》等书,它们是以通俗精小为特点。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切不可因此而忽略了田本的学术性,尤其是田昌五对唯物史观进行重新阐释时提出的那些引人深思的观点,对我们当下的史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