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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述史资料在新编方志编纂中应用不足的原因 中国方志编纂虽然有使用采访口述资料的传统，尤其是新编方志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和应用，但是从总的情况看，尚处于尝试和探索阶段。这种状况相对于口述史资料在中国现代史、当代史、民族学、社会学、教育文化、农村社会生活史、民俗学、新闻学以及抗战史、妇女史、家族史、艺术史、城市建筑史、人口史、儿童史、体育史和人物传记等研究领域的应用来讲，(14)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既包括观念的转变，理论方法的创新，也有方志编纂必须打破门户之见，广泛吸纳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研究成果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相关资料的问题。只有广征博采，掌握最全面系统的信息资料，才能深化志书内容的记述，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和水平，使志书具备著述文献资料的特征。 从理论和方法来讲，现代意义的口述史研究及其资料或成果，是中国传统口碑资料理论和方法上的一种升华，它通过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手段，将人带入历史的真实场景，使人能了解当时的历史事实，感受历史氛围，体验当事人的心理状况等，增加了历史学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的功能。(15)因此，口述史资料所提供的是除档案资料、文献资料之外的另一重要史料，这种史料不是传说，更不是道听途说，而是历史亲历者对亲身经历的回忆或知情者的转述，是由口述者和访谈记录者共同合作完成的，有着其他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研究者作了积极探索，如广大史学工作者深入民间，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记录的方式搜集了大量近代史资料，重点对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迹进行实地访问与口述史料搜集，而党史部门着力征集党史文献及口头资料，先后编纂出版了两套大型革命回忆丛刊《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各地也出现了大批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口述资料及回忆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口述历史资料。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提倡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将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经历口述或撰写出来，全国政协及各地政协成立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负责征集近现代文史资料，对近现代历史的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有价值的资料。1960年代以后，为了配合撰写“四史”(村史、家史、公社史、工厂史)等，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群众性的口述资料采集工作，整理出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料。其他还有民间文艺及民俗故事的采集，为配合少数民族的识别并保存民族文化，对民族地区的口头历史资料征集与采集等，当时地方志工作机构也参与其中。如1962年出版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是广西通志馆成立后为配合修志工作，而组织编纂的有关太平天国起义的社会调查资料汇编，其中不乏精彩的口述史料。(16)这些资料在首轮志书军事、战事、革命斗争史、革命人物等内容记述中有所应用，但由于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充分利用且体现其价值。 19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及方法日益完善，中国现代口述史研究领域紧随其后日趋扩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仅就民国历史而言，关于抗战、交通、工商业等方面都有口述成果呈现。(17)其中抗日战争史研究成为近年口述史研究关注的一个热点，这方面的口述史料采集更加丰富，如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包括南京大屠杀、中国慰安妇、中国劳工、侵华战争细菌战、在华奴化教育和“无人区”等；在中国军民抗战方面，既包括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和社会民众抗日斗争，也有其他方面的口述史料出版，如中国妇女抗日斗争、战时教育、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社会生活等。(18)然而在首轮新志记述方面，有关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在志书中却鲜有记载，抗战史的内容虽有所记述，但受政治等因素考虑，未作系统记载，留下诸多遗憾和不足，即使是军事编的战事内容记述亦很简略，且不全面，有的记述日军侵略有其施暴行为，却没有中国广大军民反抗暴行的记述。 志书在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方面，关于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内容，由于参与这些事件的当事人基本还健在，方志编纂者若能及时采访这些当事人，挖掘和利用这些口述材料人志，就可以在志书中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现状。(19)然而首轮修志受当时“宜粗不宜细”修志原则的束缚，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所以志书内容对此的记述不是单薄就是缺乏真实记录应有的深度。有的志书若使用鲜活的口述资料可以丰富其内容，志书就会有很多亮点和地方特色，但志书编纂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从1951年开始的全国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四川和西康两省进度缓慢，1954年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首先在阿坝藏族自治区试点，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废除封建特权和差役，废除高利贷和调整债务，解放娃子。(20)但1955年12月甘孜藏区的民主改革工作刚刚部署时，色达头人仁真顿珠即以“民族、宗教”为旗号，发动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后蔓延至全州18个县、45个区，一直到1959年。有关这一历史过程的研究著述很多，其根据大多是档案资料，但对当时新人是如何培养出来的，上层人士是怎样同意改革的，武装冲突中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等问题，仅靠档案资料无法得到全面反映，若能对当时亲身经历民主改革生活的人做些口述历史回忆，就不难复原当时的历史状况。然而这一重大事件，在1995年出版的《康定县志》中，仅在军事卷“人民军队”一章中列“平叛”一节加以记述，而且其篇幅总计只有两页，所反映的内容只是档案文献资料的零碎摘要，既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状况，也没有记述的深度，更没有凸显这一事件在当地及全国的深远影响。 有的志书在专项内容记述方面，使用了口述历史的方法，采访调查了许多当事人，掌握了一些文献不载的口述资料，但由于下工夫不够或不深，同样留下了缺憾和不足。如《邗江县志(1988—2000)》设历史文化遗产专编，对当地流传的香火会、跳娘娘、杭集花鼓戏、扬剧、杭集杨帮雕版印刷、民间传奇故事等作了简要记述；在人物编收录了能人巧匠名录，简要概括了其主要事迹和成就，但缺少一些重要艺人学艺的经历、技艺传承的过程和技艺的记述。有的志书可以利用口述史资料的已有成果丰富其内容，但方志编纂者却没有使用这些资料。譬如马潇《口述记忆中的春节习俗变迁(1949—1949)》一文，(21)设定了1949年、1959年、1969年、1979年、1989年春节作为访谈重点，采访了223个人，利用口述史料212份，调查的区域以广东为主，涉及其他省区大约24个，内容包括贺年特色食品的准备、年夜饭、祭祖、敬神、压岁钱、春联、鞭炮、百年、娱乐等方面，资料丰富，内容生动，使用这些口述资料可以克服方志有关此类内容记载过于单一或不够深入系统的不足，等等，这些都是方志编纂者应予以高度关注的事情。 上述简要事例表明，口述历史研究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相当的资料，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拓展了方志编纂者的资料搜集范围，但与这种发展趋势不相适应的是，方志编纂者在选择和使用资料时，对现有口述资料的应用方面还不够积极主动，对口述资料的认定和文本的研究不够，所以对两者之间认同还存在认识上的差距。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受传统修志模式的影响，注重对政府和部门档案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并将之作为主体部分，对其他各种资料的收集整理因为要花费较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往往无暇顾及或无心作更多细致的工作；二是修志观念和方法较为守旧，修志者的知识结构偏于老化，恪守和遵循已有的模式和思路，创新改革意愿不强烈，尤其对日新月异的新史学思潮持保留和观望态度，守旧有余而创新不足，即使有所感触也是浅尝辄止，不敢大胆尝试，顾虑多多，以老成持重为稳健；三是与修志机构相对封闭的现状有着必然关系，以为闭门修志是常规的业态。有些专业性和学术性较强的门类，虽然借助有关专业人员的协助和帮助，但囿于一些人为因素和自身的条件，不得不采取合作的方式。然而限于工作体制和固有模式，仍以方志机构的编纂为主，并以志书固有的体例和特性作为畛域划分的框框，对研究者参与修志抱有门户之见，有时甚至以政府工作为由，将与专业研究者的成果对立起来，过分强调志书的官方属性，有意模糊志书的著述性和资料特征等。而受这种指导思想影响，方志部门与学术界的必然联系不是越来越密切，而是形成一种隔阂和误解，其结果当然是学术界的一些成果和好的方法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受到局限，彼此的优势和长处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口述史资料不能在方志编纂中得到广泛使用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志书要提高质量，体现其学术性和资料特征，不与学术界紧密结合，不在使用现成的口述史资料方面下工夫，必然会对修志工作造成不必要的缺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