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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古鉴今”的史学功用观 在历史上,借鉴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悠久传统。古代史学家能够对历代社会的得失成败认真总结,以历史经验服务于现实社会。对于史学的这种“以古鉴今”的功用观,《总目》认为:“盖敷陈之得失,足昭法戒。而时代既近,殷鉴尤明。”①《总目》继承史学的这种优良传统,以更加理性的眼光审视历代兴亡和前人得失,把历史经验教训应用于现实社会,从而形成一系列观点和见解,具有较大的史学价值。 1.“鉴古识今”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对总结前人的成败得失具有明确认识,认为治史目的在于考察“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辙相循”②,即从历史研究中看出历代皇朝政治的利弊得失,寻找历史上各种社会弊端的症结所在。正如赵翼所说,《总目》在开展历史批评的过程中,也自觉地从历代社会的治乱兴衰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并把它们与现实社会存在的弊端得失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总目》的许多提要,在涉及诸如洛蜀党争、讲学家及道学这两个史学问题时,都反映了《总目》的史学特征,更能够看出《总目》具有“鉴古识今”的史学意识。 首先,关于洛蜀党争。对这一史学现象,翁方纲的《尽言集》分纂提要略为提及③,《总目》则修改翁氏分纂提要,增加评论: 观欧阳棐为苏轼所善,程子为苏轼所雠,而安世论棐差遣不当,章凡九上,并程子诋为五鬼,绝无所区别于其间……其精神自足以千古,固非人力所能磨灭也④。 《总目》论及洛蜀党争,较之翁氏详尽,把因欧阳棐而引起朋党之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详细论述。其中可以看出《总目》对这种党争是持贬斥态度的。 其实,《总目》对于洛蜀党争的态度和历史考察,是缘于乾隆对洛蜀党争的观点。乾隆帝《题〈东林列传〉》一文说: 而蜀、洛之门户,朱、陆之冰炭,已启相攻之渐。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真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而已⑤。 乾隆帝对于洛蜀党争鲜明地表现出批判态度,甚至把洛蜀党争与国破家亡联系起来,认其为千古罪人。因此,受乾隆这种思想的影响,《总目》所持态度像在《尽言集》提要中一样,其史学批评延续发挥了对洛蜀党争的批判: 汉唐儒者,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数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伏读御题朱弁《曲洧旧闻》,致遗憾于洛党;又御题顾宪成《泾皋藏稿》,示炯戒于东林,诚洞鉴情伪之至论也⑥。 《总目》对洛蜀党争的批判,进而引申为对讲学、标榜而立门户者进行大肆贬斥。这不仅是为《总目》贯彻乾隆的思想,而且是其史学价值的体现。在对洛蜀党争的批判过程中,《总目》对于史学借鉴功能认识是很清楚的,其开展史学批评、考证经史的动机是弄通“今”、“古”的历史史实,不但认识前人史事,更主要的是由此考察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明确历史与现实辩证关系的理论认识。 《总目》之所以如此严厉地批门户,斥朋党,实际上是与清朝历史上的朋党问题密切相关的。清康熙年间,出现过索额图党与明珠党的争夺。在康熙朝中,大臣位高权重者首推索额图和明珠两人。两人同柄朝政,互植私党。康熙在处理索、明两党时,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措施:“自今以往,内外大小诸臣,宜各端心术,尽蠲私念,共矢公忠。傥仍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朋党之罪。”⑦对朋党,康熙可谓痛恨深切。康熙朝的朋党之争,引起雍正、乾隆的警戒。他们都延续康熙政策,竭力抑制朝中党争。在乾隆上台不久,就出现了张廷玉与鄂尔泰的党争。雍正弥留之际,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佐弘历。允礼于乾隆三年(1738年)病故。乾隆四年,允禄作为弘皙集团的后台,罢削议政大臣等职。唯有鄂尔泰、张廷玉,作为百官领袖,并立于朝。“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⑧对鄂、张两党,乾隆帝洞若观火,认识到朋党之争,必然会从内部化解政权的基础,所以他对鄂、张两党呼朋引类、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采取了利用、限制到最后铲除的政治策略,消除了朋党的隐患。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现实的朋党之争,所以《总目》对于讲门户、树朋党,斥之极严。 其次,《总目》对于讲学、道学家的态度。对于讲学、道学家的史学批判,《总目》是基于乾隆帝的思想而发展的。乾隆帝认为:“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这样的逻辑,这样的理论,在《总目》的史学批评中得到了深刻而全面的发挥。如《伊洛渊源录》条,由于《总目》与姚鼐观点相左,而改易姚氏分纂稿,并重拟提要:其后《宋史》、《道学》、《儒林》诸传多据此为之。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厥后声气攀援,转相依附。其君子各执意见,或酿为水火之争。其小人假借因缘,或无所不至……然朱子著书之意,则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后人,未尝逆料及是。儒以诗礼发冢,非诗礼之罪也。或因是并议此书,是又以噎而废食矣⑨。 《总目》引举道学家种种丑径加以挖苦和讽刺,斥《伊洛渊源录》为“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对其讲学、标榜而立门户者进行大肆贬斥。另外对于儒家讲学的批评和儒家的演化也是从此入手的,批评此书为谬种之源。《总目》也讲到了讲学与道学之害: 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⑩。 所有这些正是从乾隆思想生发而来的,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和鉴戒。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乾隆帝行经保定,大理寺卿尹嘉铨派儿子送上奏折,为其父尹会一请谥,乾隆硃批:“易名赐谥国家大典,岂可妄求,而又不亲来乞恩,本应交部治罪,念其为父私情,姑从宽免,若再不安分家居,则罪无可逭。”尹嘉铨不死心,又送上一本,这次是请求将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的,请求将其父从祀。乾隆看后大怒,硃批:“大肆狂吠,不可不明正其罪。”于是,尹嘉铨被缉拿审讯,家产查抄,著述查禁(11),并进一步揭出道学家的种种“丑行”和虚伪。乾隆在此案中是强烈反道学家的,对《总目》的编纂者影响很大,所以《总目》对道学家和讲学方面是极力批判的。由此看来,《总目》治史并非限于就事论事地孤立考证和批评,而是非常注意考察历史上的治乱兴衰,进而揭示其兴亡原因,总结其成败教训,理论认识也非常深刻。《总目》在这里开展的史学批评注意考察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具有一定程度的鉴古知今的理论认识。所以,对于《伊洛渊源录》中翁氏分纂稿与《总目》的分歧和差异,个中原因也就不难理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五《钦定明臣奏议》条,第502页。 ②赵翼:《瓯北集》卷四二《读史》,续修四库全书本。 ③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4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216页。 ④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五《尽言集》条,第496页。 ⑤③御制文二集》卷一八《题〈东林列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⑥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第18页。 ⑦《清史稿》卷二七一《王鸿绪传》,第10013页。 ⑧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不喜朋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页。 ⑨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伊洛渊源录》条,第519页。 ⑩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总序》,第397页。 (11)《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二七,“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下”,第57～5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