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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观 康乾时期是清朝统治臻于极盛时期,但它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处于大变动前夜的时期。时值文化专制高压政策之下、考据学风趋于极盛之时,一些知识分子面对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进行了多方思考和探索。新的经世思潮在酝酿,其中包括今文经学的复兴,边疆史地学的发轫,以及诸多学者经世务实治世主张的提出。这方面最为显著和积极推动者是《总目》的编纂者。他们在对历代史籍及传统学术进行梳理和总结时,既继承了古代史学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又汲取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经世观点。《总目》明确指出:“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①《总目》鲜明表现出了“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观。《总目》不仅提倡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反对脱离实际而驰骋议论的治史学风,而且还有意识地表明“经世致用”思想,特别强调把尊重历史事实和褒贬评价合而为一,寓论于史,起到史学经世的作用。 1.“致远经方,务求为有用之学” 古代史学的经世思想源远流长,但其内涵却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古代学术思潮的起兴,都是为补救当时代政治存在的弊病而发生。虽然时代内涵不尽相同,但其精神内核之“经世致用”价值却是相通的。即“经世致用”思想的实质都是针对不同时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总目》产生于清代政局稳定时期,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相当成熟,统治阶级需要总结政治经验。另一方面,历史学已历几千年的发展变迁,在其文献和思想等方面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需要认真梳理和总结。《总目》“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表现在批判继承古代史学学术,整理历史典籍,理析历代思潮,以维护清朝统治需要。 首先,《总目》对宋明之后空疏的史学学术风气进行批判,提倡学术研究应“主于明体以达用”,这是《总目》“经世致用”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宋明空疏无用的史家和史著,《总目》向来是持批判态度的。如宋金履祥撰的《通鉴前编》②,邵晋涵撰分纂稿,《总目》则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写:“然援据颇博,其审定群说,亦多与经训相发明。在讲学诸家中,犹可谓究心史籍,不为游谈者矣。”③《总目》认为,宋代的讲学家大多是游谈无根,是不切实际、没有什么学问的人,突出了对宋朝讲学家空疏学术的批判。《总目》对宋明理学空谈道学展开猛烈抨击,同时也在宣扬事功与道德同源的思想。如明代士绅蔡国熙编纂的《守令懿范》分守令为儒牧和循牧两类,明嘉靖人皇甫汸着意突出蔡氏的体用之辨,认为如果只一味尊德性而排斥事功,往往会架空道德,即使有很大的技能,也对社会现实无用。所以,《总目》对其进行批驳:“儒者之学,明体达用,道德事业,本无二源。歧而两之,殊为偏见。” 与此相反,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史学著作,攸关“经世致用”的实学,《总目》则给予积极评价。对于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等社会问题,诸如农学、水利、地理、交通等方面的著述,《总目》总是给予高度维扬。如《问水集》条,翁方纲撰分纂稿,《总目》则对其分纂稿不满意,重拟提要: 嘉靖初,黄河南徙,天和以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此书盖据其案视所至形势利害,及处置事宜,详述之以示后人④。 对刘天和《问水集》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此书“崇实用也”⑤。对于注重经世思想的史书,即使体例有些粗糙,考订有些不审,《总目》也给予较好评价。如元代王喜编纂的《治河图略》,是一部描述黄河流变的历史,但其中有很多讹舛,《总目》却对其颇为赞赏:“取其经略之详,而置其考据之疏可也。”⑥尽管《总目》以考证是否精核与体例是否完善为标准来开展史学批评,但这个标准的重要性显然不能与“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相比。 其次,《总目》主张博“古”而通“今”,提倡史学应当有益于社会,这是《总目》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总目》认为史学应当通于人事和政事,博古之学必须通经以致用,才具有学术价值。如《庙制图考》条,翁方纲所撰分纂稿记载简单,只是史实罗列⑦。《总目》则在其基础上增评: 凡此之类,则援证精确,为前人所未发矣。虽大旨宗王黜郑,固守一隅,然通贯古今,有条有理,不可谓非通经之学也。王士祯记斯同所著书目有《庙制图考》四卷。此本只一卷,殆传抄者所合并欤⑧? 《总目》强调了考证训诂可以考察古代的政治,为后人政治提供借鉴,对社会有价值。《总目》特别强调治史不应使学术与社会分离,钻进故纸堆去做纯考证,不关心现实,而应该“通贯古今,有条有理,不可谓非通经之学也”。其史学经世的意识相当明确。 其实,《总目》反对泥古守旧的思想,对博古与经世的关系也有清醒的认识。《总目》认为:“前人智力之所穷,正后人心思之所起。”⑨《总目》这种“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学术宗旨⑩,表明了《总目》具有非常鲜明的“经世致用”思想:第一,《总目》反对盲目崇古,主张史学应当立足于现实;第二,《总目》主张借鉴前人成败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社会服务。在《总目》史学批评中最能体现这种思想的是关于井田之辨的批判。 对于“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总目》通过《两汉笔记》提要进行了阐释。翁方纲撰分纂稿(11),只是作为分纂官对所校之书提出初步处理意见,按照应刻、应抄、存目及不收书之标准而定,以供总纂官斟酌去取。但《总目》没有吸收其抄存之建议,而是予以著录,并对翁氏分纂稿重新拟定: 三卷以后,乃渐近情理,持论多得是非之平。其中如于张良谏封六国后,论封建必不可复,郡县不能不置。 于董仲舒请限民名田,论井田必不可行……则南渡和议之饰词,所谓有为言之者,置而不论可矣(12)。 显然二者认识不同,《总目》较之翁氏分纂稿,强调的是“博古通今”的“经世致用”思想。不过《总目》在这里提及“于董仲舒请限民名田,论井田必不可行”,带出了历史上的“井田之辨”。 “井田制”是先秦时期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当时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在后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股复井田的理论一直伴随其左右。《总目》在其批评中认为,复井田论者固然在理论上高谈阔论,但在社会实践中却“窒碍而难行”,并深刻地揭示出复井田论者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自阡陌既开以后,田业于民,不授于官,二千年于兹矣……宋太宗承五季凋残之后,宋高宗当南渡草创之初,以天子之尊,决意行之,亦终无成效。则三重所言,其迂而寡当,可见矣(13)瑏瑠。 《总目》考察两千多年古代社会土地私有制发展历程,辨析古代儒生复井田之论以及宋时复井田试验失败的原因及教训,认为在时异事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上古井田制绝不能再开历史倒车,这是历史发展之大势。《总目》不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井田制,而且是在针对现实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对复井田的思想进行批判。清初在思想文化界,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对复兴古制持赞同态度。这些思想家复古想法其实是借助古代井田制来钳制封建专制,意在保护新兴的市民阶层,然而这股复古思潮毕竟是思想家的设计,带有一定程度的空想成分。与此相反,清代初期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复古论进行猛烈批判,继而清代前期赵翼、钱大昕等人也抨击了复古思潮。《总目》赞同复古井田制行不通的观点,不单单是批判宋儒及清初黄宗羲等思想家的。这是因为雍正时曾在地方复古井田制,但试行不久即水土不服而宣告失败(14)。《总目》在这种情况下对宋朝推行井田制提出批评,目的是借以讽喻当朝以帝王之尊 推行复古而遭失败。《总目》的井田之辨,就是针对泥古而不注重现实需要的缺陷,进而发挥史学学以致用的作用,达到其史学批评的效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第18页。 ②邵晋涵:《南江文钞》卷十二,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③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通鉴前编》条,第428页。 ④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五《问水集》条,第650页。 ⑤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地理类序》,第594页。 ⑥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九《治河图略》条,第612页。 ⑦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3册,第120页。 ⑧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二《庙制图考》条,第709页。 ⑨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六《古今律历考》条,第894页。 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二《唐以前音学诸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91页。 (11)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13册,第1175页。 (1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八《两汉笔记》条,第754页。 (1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二《采芹录》条,第1055页。 (14)《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二一,“雍正二年六月”,第34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