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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史为鉴” 《总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目的在于为现实社会提供参照和借鉴。《总目》没有仅仅满足于批评和补苴古代历史,而是通过借鉴古代历史的经验教训,达到为现实社会服务的目的。 首先,《总目》考证、批评历代政治得失,归根结底是立足于现实社会,为现实政治服务。 这里《总目》“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①,想要效法医家载古人之方治今人病,为解决现实政治中存在的问题而借鉴古人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由于对史学借鉴功能的高度注重,使得《总目》十分强调作史法则:“史者纪一代之政事,其他皆在所轻。”②这种专意于“一代政事”的史学观念与实践在近代曾经受到梁启超的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③但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土壤中,史学政治上的引古筹今是合情合理的。 由于对史鉴价值的重视,使得“纪一代政事”的史著在《总目》中获得很高的评价。如《北齐书》条,《总目》增饰邵晋涵分纂稿④,认为: 是其文章萎苶,节目丛脞,固由于史材、史学不及古人,要亦其时为之也。然一代兴亡,当有专史。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优劣,于是乎有征焉。未始非后来之鉴也⑤。 邵氏与《总目》在史鉴价值观上是不同的。由于“其倚任为国者亦鲜始终贞亮之士”,邵氏认为“固知其不足发挥事业矣”。《总目》虽认为“是其文章萎苶,节目丛脞,固由于史材、史学不及古人”,“均无奇功伟节,资史笔之发挥”,但《北齐书》叙“一代兴亡,当有专史。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优劣,于是乎有征焉。未始非后来之鉴也”。《总目》从历史上统治政权政策的失误,联系到后世统治者应当引以为戒,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尽管《北齐书》有其缺点,但从这一意义上讲,《总目》还是肯定其政治上的借古鉴今的史学价值。 在这种史学批评中,《总目》不仅以史鉴作为价值尺度去评介前代史著和史家,而且更加注重以史鉴的眼光评价明人的史学著作,从中提出一系列“足资法鉴”的王朝败亡教训。如《炎徼纪闻》条,翁方纲撰分纂稿,未对该书进行评价⑥,《总目》则在其基础上增评: 前有汝成《自序》,称自涉炎徼,所闻诸事,皆起于抚绥阙状,赏罚无章,切中明代之弊……则汝成于边地情形,得诸身历。是书据所见闻而记之,固与讲学迂儒贸贸而谈兵事者迥乎殊矣⑦。 《总目》所增材料,记载明代诸事。所增评论,论及所闻诸事“切中明代之弊”,“是书据所见闻而记之,固与讲学迂儒贸贸而谈兵事者迥乎殊矣”。对于田氏及其书《炎徼纪闻》评价很高。其实,对于明人此类足可垂训后世的史学著作,《总目》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如评《按晋疏草》载明代军政,“明季军政敝坏至此,固不待献、闯并炽,而亡征先见矣”⑧;评《东西洋考》,认为“明代控制外番,至为无术。无事则百计以渔利,有变则委曲以苟安,事事可为炯戒”⑨。对明代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是清初史学的重要内容,《总目》对明代史事的“鉴戒性”考察,无疑对清王朝的统治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其次,《总目》在对古代史家和史著展开批评时,必然要借鉴前代历史的得失成败,总结教训,汲取经验,以此推动古代史学向前发展。《总目》认为,史学的道德垂训功能,主要是通过对史书记载历代史事兴废得失的考察和评价,可以看出史学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史家之所褒,是后世尊崇效法的楷模;史家之所贬,则是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罚,后世当引以为戒。《总目》对传统史学著作的考查,突出强调“以史为鉴”的思想。 《总目》认为,要突出史学的借鉴功能,史家必须注重修史原则。如《读史记十表》条,翁方纲撰分纂稿⑩,只是强调该书的表图价值,而《总目》则改易翁氏分纂稿材料,增评: 惟此书则同时商榷而补之,故考校颇为精密。于读史者尚属有裨……其存疑诸条,亦颇足正《史记》之抵牾。异乎并膑捧一书,纤毫必为回护者。于史学之中可谓人略我详矣(11)。 《总目》较之翁氏分纂稿,更为强调《读史记十表》“考校颇为精密,于读史者尚属有裨”,“于史学之中可谓人略我详矣”。所以,《总目》评价司马光编纂的《稽古录》,对其赞誉曰:“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复开陈,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国有家之炯鉴,有裨于治道者甚深。”(12)认为该书粗略记载了从远古到宋英宗时的史事脉络,史家看重的是其留意历代史实,有史学借鉴意义。对史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对现实社会也有裨益的这类史学著作,《总目》是给予积极评价的。《总目》高度重视史学的借鉴作用,充分肯定其“以史为鉴”的价值功能。 一般来说,《总目》是以是否裨益史学为标准对古代历史典籍进行批评的,并以这个标准来评价史学家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如北宋史家陶岳编纂的《五代史补》,是在宋初史家薛居正《旧五代史》基础上进行补正的。翁方纲未撰写分纂稿,只是做了札记(13)。《总目》重新拟定: 此书虽颇近小说,然叙事首尾详具,率得其实……然当《薛史》既出之后,能网罗散失,裨益阙遗,于史学要不为无助也(14)。 《总目》充分肯定了陶岳《五代史补》对史学发展的拾遗补缺作用。同样,《总目》评价清初史家万斯同的《历代史表》“次第汇载,使列朝掌故,端绪厘然,于史学殊为有助”(15),指出其记载征实,可资借鉴的史著,能够在内容方面有治史考证取材之作用,方法方面有修史借鉴之意义,助益史学不断发展。 而《总目》对于纪事粗舛,内容虚渺的史学书籍,总是给予批判。这类史书史实可信度很低,没有可以借鉴的史学价值。《总目》评论宋代史家张棣的《正隆事迹》时说:“大抵约略传闻,疏漏殊甚。末附录世宗立后事数条,亦殊草略。不足以为信史也。”(16)瑏瑠其认为张棣多信传闻,史事难以稽核,其本身缺乏借古鉴今的史学素质,其所撰著也是没有多大史学价值的;评论元代史家何中的《通鉴纲目测海》,认为:“不过摭拾细碎,不能深裨于史学。”(17)指出其缺乏史学根底,而不能纠朱熹《通鉴纲目》之缺失。在《总目》的史学批评中,其认为记录政事的史学典籍能够垂鉴后世,而那些撰述舛误、见识微薄、缺少鉴古知今意识的史作,贻误当世,无益后人,也必然对史学发展无助。《总目》编纂者正是在这种史学意识驱使下,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对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史学进行了清理与总结,不但在历史考证学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作了总结,从而形成了“以史为鉴”的史学功用理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赵翼:《瓯北集》卷四一《再题廿二史札记》,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明书》条,第456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④邵晋涵:《南江文钞》卷十二,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⑤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北齐书》条,第407～408页。 ⑥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10册,第831页。 ⑦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炎徼纪闻》条,第438～439页。 ⑧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六《按晋疏草》条,第510页。 ⑨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东西洋考》条,第632页。 ⑩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2册,第23页。 (1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读史记十表》条,第400页。 (1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稽古录》条,第422页。 (13)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18册,第1576页。 (1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一《五代史补》条,第464页。 (1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历代史表》条,第452页。 (1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二《正隆事迹》条,第471～472页。 (1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八《通鉴纲目测海》条,第43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