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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一旦独立,其学科意识便日益增强,开始书写其学科的历史,即史学史。然而,这种书写并非是纯客观的梳理,而出现了“层累”和“延展”现象。中国史学史经历了四次大的“层累”运动,第一次是东汉晚期,其层累的标志是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书》)认定为史书,司马迁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史学之父”。其实,《史记》撰成后,并不是作为史学著作的面貌出现的,而是被东汉班固等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入《春秋》经下,而其他人则将《史记》视为子部的杂家书。到东汉晚期,子部特色浓厚的“《太史公书》”的名字,变成了史部特色浓郁的“《史记》”名称,《史记》被正式确定为史书。 第二次是魏晋迄唐,其层累的标志是将周朝形成的档案汇编或“断烂朝报”《春秋》《尚书》《左传》《国语》等阐释为史书。这一时期,由于将纪传体的《史记》《汉书》追尊为史书的“今史”,将编年体的《汉纪》等视为继承《春秋》的“古史”,并进而上推,将先秦的《春秋》《尚书》等也认定为史书,这集中体现在刘勰的《史传》和刘知幾的“六家二体”理论体系中。 第三次是宋元明清,其层累的标志是将周代的青铜铭文纳入史部体系,并提出“六经皆史”之说。在宋明理学影响下,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大为增强,不仅继续将经学典籍纳入史学领域,而且无限扩大史学的疆界。向上逆推,王阳明首次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向外延展,王世贞提出“盈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念,对史学的边界作了进一步的扩张,这深刻地影响到章学诚,后者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而且更进一步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这一方面是在扩大史学的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扩大史学的对象,向上的扩大,便是将上古的《诗经》《易经》《逸周书》等都纳入史学范围,循此思路,只要是文字记载,无论多古,都属于史学。这一观念影响到后世的白寿彝等学者。宋元明清时虽然提出了史学向上和向外无限延伸的主张,但受出土文献的限制,实际上只能将经学典籍和周代的金文纳入史学,而其他更古的文字和文献则无法收纳。 第四次是近现代,其层累的标志是将商代的甲骨文纳入史学体系。这一时期,不仅提出了“中国史学史”的体系,而且将“历史文献学”纳入该体系中,使“盈天地间皆是史学”的观念得到进一步落实,它意味着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把史学的源头追溯至虚无飘渺的苍颉造字,而是将新发现的信而有征的甲骨文等文献正式列入史学史体系和史学谱系。 信而好古的中国人似乎早在南朝梁代刘勰那里就将史学之源上推至苍颉造字之时,并提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似乎模糊了中国史学谱系层累构成的轨迹。其实,撇开这种虚无飘渺的逆推,考察一下中国史学谱系的具体增长情况,便会发现,东汉末将西汉的《史记》纳入史学,魏晋迄隋唐将周代形成的儒经纳入史学,宋代将周代的铭文和秦代石刻纳入史学,近现代将商代晚期的甲骨文纳入史学,可以清晰考见中国史学谱系的确在循着层累构成的轨迹前行,“譬若积薪,后来居上”,越往后,史学谱系越往古代延伸,并向四周拓展,史学史的体系也相应地呈现出层累和延展的发展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官方与民间对史学谱系和史学史体系的塑造虽也共进和互动,但并不完全相同。如官方的目录书,自《隋志》确立四部分类、将史学固定为乙部后,基本上定格,经史界限固定不变,民间则不断在打破经史之间的界限,将史学谱系和史学史体系加以层累和延展。这说明,民间一直是学术变革的基本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