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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现代对史学谱系的层累式建构与延展 近代以后,中国史学谱系的消长,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曾一度改变了层累的轨迹,但最终又回到了层累构成的轨道。 清末民初,梁启超发动了“新史学”运动,将西方史学观念和思想引进中国。西方重科学、重实证的史学方法,对中国传统中的上古史提出了质疑和否定,因此也影响到中国的史学谱系的上溯,“古史辨”代表人物顾颉刚之所以产生“疑古”,是受到乃师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时开篇就用《诗经》作时代背景“丢开唐虞夏商,竟从周宣王以后讲起”的影响有关。曹聚仁在《中国史学ABC》中,在“史之起源”中指出: “我们就已知的古代文明史看来,最古的史篇总是‘史诗’。荷马的《依里亚特》与《奥特赛》,印度之梵歌《四吠陀》,可说是极有名的。在我们中国,固然有记载尧舜禹等古帝王事迹的史篇,可是《尧典》、《皋陶谟》、《禹贡》那些文字全由皋陶后人追述,不足为凭。比较可信的,还是《诗经》三百篇中《商颂》、《鲁颂》那些诗篇。”①金毓黻在其1944年初版的《中国史学史》中也从周朝形成的儒家经书开始叙述: “吾考三皇之书,既由后人仰录,且不传已久,可弗置论。今《尚书》有《尧典》,当为五典之一,或疑其文字不古,岂亦由后人仰录使然欤?要为古代之典籍,而具史之一体者。今所传之三坟,既属伪作,自《尧典》外,其他亦无考。故榷论吾国古代之史籍,应自《尚书》、《春秋》二书始。”②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也是从晚周的《尚书》开始叙起。显然,史学的谱系上限从此前的商周青铜铭文退而为周代的儒经文献了。 不过,随着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史学谱系的上限更上溯到商代甲骨文,再一次呈现出层累构成的运行轨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白寿彝教授循着“盈天地间凡涉文字之林皆是史学”的方向,将中国史学的谱系再一次增长,上溯至甲骨文。白寿彝以其《中国史学史论集》中的理论建构和《中国史学史》的著作实践,将王世贞、章学诚的“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观念纳入其史学史体系中。所谓“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观念,实际上是“历史文献学”的思想,凡是文字记载下来的东西,都是历史文献,都可以用来研究历史。将“历史文献学”纳入史学史的范畴中并进行实践,实自白寿彝开始。 事实上,白寿彝并非口头上提倡“盈天地间皆是史学”的口号,而是落实在实践上,他构建的史学谱系,要比明清时上溯地更为久远。在《中国史学史》著作,他将“远古的传说”和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和侯马盟书这种当时的占卜及铸刻记录、外交文件也视为史书,写入其中。③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将甲骨文这种更为古老的文献认定为史学,是层累地构成中国史学谱系的又一次表现,表明了史学史是一种客观与主观共进的学术体系,在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向上层累、向两翼延展和向下展望,是学术发展的路向之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曹聚仁:《中国史学ABC》,世界书局,1930年。 ②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③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131、13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