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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康熙统一台湾后台湾弃留之争的描述,应该说还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彼时清廷攻取台湾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消灭郑氏政权,以铲除东南海上最大的抗清势力,最终奠定清王朝统一国家的基础。至于剿灭郑氏之后的台湾岛本身的前途命运问题,朝廷上下并无定见,出现争论也是正常的。康熙帝最终做出保留台湾的决策,体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不过引人注目的是,上述台湾史著作在讨论台湾弃留之争整个过程的时候,着重渲染的是清廷视台湾为“瘴疠不毛之地”,指其目的只是为了消灭反叛势力,根本无将台湾收入版图之主观意图。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宣传康熙统一台湾后实施消极的治台政策,清廷的统治非但没有给这个岛屿上的人民带来幸福,相反,黑暗的政治、凋敝的经济和落后的文化,却已然使得台湾民众陷入“苦难”之境地。 日本殖民者对康熙统一台湾历史的如此叙事与定位,隐含着相当的深意。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i de Certeau)在他的《历史书写》一书中曾形象地将历史叙事比喻为中世纪城堡中的“历史陈列廊”,“其中一系列的肖像画以及墙上的彩绘标识,在被文本描述前,构成了一种空间(博物馆)与浏览(参观)的关系。历史编纂学和一幅长长的画卷有着同样的结构。它们都沿着叙述的主线再现亡者”。塞尔托认为:“原始资料决定了我们基于该资料所提供的文献所‘重建出来’的历史的模样。我们所获得的原始资料以及我们选择进行研究的素材,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我们所要制作出来的历史的类型。”(26)日据时期殖民者的台湾历史书写,正是试图通过择选历史事件、放大某一历史片段,来重组台湾“历史长廊”,最终呈现出符合其“需要”的历史形象,因为这样的历史“再现”对于巩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有着莫大的益处。《台湾史》作者山崎繁树曾经说道:“今日之台湾人大体不了解台湾历史,学校也没有教,于是从小、公学校到中学校的儿童、学生乃至青少年,多以为今日台湾文化发达的现状不过是以往之延续,对于往昔台湾遭受各国人占领、压迫以及饱尝横征暴敛之苦均一无所知。不光是青少年,不少长辈对于遥远过去疏于记忆,即便改隶前之近期事情亦印象模糊。由此而来,今日作为一视同仁统治下的帝国新臣民,一边沐浴深厚泽惠,过着平静安稳生活,一边却稀见感激之念甚至不满足。究其原因,这都是不了解台湾历史、换言之是不了解自己的历史的缘故。”(27) 历史是一面镜子,日本人给台湾人递上了一面经过精细挑选的镜子,抚今追昔,让台湾人想想他们昨天的苦难——“黑暗面”,看看今天的好日子——“光明面”,以觉悟这些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一时间,这样的忆苦思甜般的古今对比几乎成了殖民者台湾历史书写的“规定动作”,譬如《台湾统治及其功劳者》的作者桥本白水在描述康熙统一台湾后清代台湾历史时写道:“清朝的台湾统治……不负责任、放任自流,较之支那大陆尤甚。纵观清朝统治台湾二百年之史迹,政府业绩乏善可陈,仅至晚期台湾巡抚刘铭传稍见改观。追溯以往,蕃人与清国人之人种斗争无日不休,康熙二十二年纳为领土到光绪十九年的二百三十年,有惊人的二十二次叛乱。”整个社会“冠盗、匪贼、奸豪跋扈”,“分类械斗”纷起,此均源于“清国二百年间的恶政”。(28)而在日本的治理下,“(台湾)全岛安和乐丽,昭和时代大气蔚然,赞颂之声响彻云霄,与清朝治下二百三十年二十二次叛乱的时代,及匪徒横行的军政时代相比宛如隔世之感”。(29)在此人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日本占领时期殖民者的台湾历史书写,与其说是在描述历史,不如说是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建构一个为其所用的全新台湾历史。 应当指出的是,本文列举台湾史著作都是由殖民者编纂的,即所有这些台湾史的编写者都有共同的殖民者的身份:《台湾史》作者山崎繁树是台中州立台中商业学校校长,曾任台南高等商业学校教授,野上矫介是台中商业学校教谕,曾任台中州立教育博物馆嘱讬,他们都是日本在台殖民教育的实践者。《台湾小史》作者种村保三郎是总督府警务局保安课的警察,兼任总督府官房外事科翻译,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殖民官吏。其余如《台湾全志》作者藤崎济之助先后担任新竹州警务课警视、台北地方法院代理检察官、台北州理蕃课警部乃至台北州苏澳郡郡守,同样是典型的殖民警察和官吏。(30)即便是被普遍认为较具学术水准的《台湾文化志》的作者伊能嘉矩,他本人也是以日本侵台军队陆军部雇员的身份来到台湾的,先后任职总督府民政局、台湾土语讲习所、总督府嘱讬、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等,其在谈及“决然渡台”的初衷时这样说道:“盖治化、保护及诱掖未开蕃民之道,似易而甚难。即是一面设立教育之法,宜为适当作智德启培之媒助,一方面讲究授产之术,不可不消除日潜祸机于未然。而为此事,首先要审慎从事人类之研究,以此完全观察其形而上及行而下,并探勘其地理与自然之关系然后将其结果加以运用之。若是此根源之调查未完成,而徒然着手处理善后者,不知对于治化、保护及诱掖,何以得见其能适实也。”表示愿为此调查事业“甘冒百难,不顾生死”,“在所不辞”。(31)看了这“一心为公”的表白之后,人们似亦不必对伊能氏之殖民者身份有何疑义。正由于此,这些身为殖民者的作者们在书写台湾历史的时候,带着一种本能的集体冲动致力于从历史上证明日本占领台湾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极力赞美日本统治,督促台湾人感谢天皇一视同仁之浩荡皇恩,曲线兜售殖民统治有功论,这应该是千书一面的殖民者台湾史著作产生的深层原因。 山川均在谈到日本占领时期台湾教育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在台湾一切的学校,从顶到底,都循着台湾人和日本人的‘民族线’,明确地分做两样。”(32)日据时期台湾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在描述这片土地与人民的发展历史的时候,同样依“民族线”而发展出截然相反的解读。台湾爱国史家连横在《台湾通史》序言中写道:“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实者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洪维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33)在回顾台湾著名历史人物郑成功时更发出“缅怀忠义,冀鼓英风,凭吊山河,慨然陨泪”的感叹,其“存正朔于沧溟,振天声于大汉”(34)的指导思想与本文揭示的日本殖民者宣扬占有台湾正当论和殖民统治有功论的台湾史观,实可谓南辕北辙。日本占领时期台湾历史书写中清晰可见的“民族线”,展示给人们的另一面,乃是台湾人在殖民同化政策下的民族文化自觉与坚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