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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宣传共产、危害民国”往往成为国民党查禁书刊的理由。1928年11月,国民党中宣部即以“捏词诬蔑中央,肆意攻击,意图煽惑民众,危害民国”为由,严行查禁了天津书局出版的《暖流半月刊》。几天后,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疾风月刊》及《双十月刊》也因“言论悖谬,捏词诬蔑,抵毁中央,肆意鼓惑,居心叵测,若不严予查禁,为害非小”而遭禁。次日,中国济难会江苏全省总会所办的《战迹旬刊》亦被认为是“共党刊物”,并以“言论悖谬,宣传共产,意在煽惑人心,以图暴动”的理由将其查禁。12月,上海第一线书店出版的半月刊《无轨列车》、上海励群书社的《血潮》等又因宣传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被禁。仅1928年7月至年底不到5个月时间里,被查禁的书刊就有40种之多[9]。 左翼文学作品是当时查禁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1929年至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各处室查禁所谓“普罗文艺”书籍309种,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陈望道、夏衍、柔石、丁玲、胡也频、蒋光慈、周扬、洪灵菲、巴金、冯雪峰、钱杏邨等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10]。社会科学书籍也历来是遭禁的重灾区。仅据1936年国民党中宣部《取缔社会科学书刊一览表》的记载,从1929年到1936年,就查禁、查扣了社会科学书刊652种,其中注明“共产党刊物”的391种,因“共党宣传品”、“鼓吹阶级斗争”等原因被禁扣的38种,二者合计429种,占总数的65.8%,几乎囊括了当时出版的马、恩、列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3](P246-277)。 抗战前夕,因为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许多抗战意识浓厚的刊物也被禁售。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遭查禁的报刊就有《救国半月刊》、《生活知识》、《读书生活》等130余种[10](P164-172)。这些被查扣的报刊书籍的罪名大多是“含有反动意识”、“攻击党政当局”、“挑拨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不妥”、“欠妥”、“鼓吹抗日”、“普罗文艺”、“左倾”、“言论反动”、“妖言惑众”、“讥评政府”等等。另据学者统计,从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国民党共查禁书刊2千余种[9]。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通过邮件检查制度来防止“反动”书刊的传播。1927年7月,国民党刚在南京立足,南京戒严司令部就成立了邮政检查委员会并颁行《检查邮政暂行条例》,对一切往来南京的邮件进行检查。此后,国民党又在全国各地遍设邮电检查所,秘密扣留、没收与销毁对其统治不利的报刊图书。1930年4月19日,国民党中执委通令“查毁共党假名刊物”,令“各省市党部并函国民政府转令各省政府及所属机关,对于寄递各刊物,一体注意检查,一经查出,即予扣留烧毁,以遏反动”[11](P244)。在1936年编制的《查禁社会科学676种书刊目录》中,“1929年至1931年的共367种,其中陆续通令‘各省市宣传部及各地邮政检查所查禁扣留’‘通令各地邮检所扣留焚毁’者达182种”[12](P239-240)。另据北平公安局统计,从1931年11月30日至1932年2月24日(中缺1931年12月27日至1932年1月3日)的短短69天里,邮电检查员“扣留销毁”的“有关时局平信及电报,并宣传共产党的各种反动刊物、报纸”即达7280种[13]。 不仅如此,国民党当局甚至还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进行文化“围剿”。复兴社控制的《前途》杂志便公开宣称:“在中国,反动的文化运动中最有计划最有组织的,只有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下的普罗文学运动。……在如此场合之下,除禁止出版自由之外,必得封闭反动的左翼书店,焚烧反动的左翼书籍,逮捕反动的左翼作家。”[14]而他们也恰恰是这么做的。1929年2月7日,上海法院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原因是其印发“共产党的反动刊物”[12](P12-13)。9月,上海的春野书店、第一线书店、晓山书店等也因发行或销售“共产党书籍”被查封。1930年,上海现代书局又因出版《拓荒者》、《大众文艺》、《南国月刊》等左翼刊物被强行封闭。 1933年11月12日,国民党特务还以“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名义捣毁了上海艺华影片公司。随后,各大影院都收到“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署名的恐吓信,公开扬言:“各种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对付,如艺华公司一样,必不宽贷”[4](P53)。次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又因销售左倾书籍被砸,并遭恐吓:“敝会激于爱护民族国家心切,并不忍文化界与思想界为共产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公司之行动。现为贯彻此项任务记,拟对文化界来一清算,除对良友图书公司给予一初步的警告外,于所有各书局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调查,素知贵(处)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为特严重警告,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学,如鲁迅、茅盾……沈端先、钱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动文学以及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或登载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15](P173) 至于人身安全,同样也受到极大威胁。1931年2月,“左联”五作家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监狱。1933年4月,左翼作家洪灵菲又在北平惨遭杀害。5月,潘梓年和丁玲在上海租界内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拒绝被绑的应修人则被当场枪杀。不久后,左翼作家和文化人楼适夷、艾青、穆木天、许德珩、侯外庐等又相继被捕。1934年初,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喉舌《汗血周刊》甚至发表文章呼吁当局应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办法,“消灭一切普罗作品,制裁一般普罗作家,……抓住了只有杀,绝无自新之路”[16]。果不其然,该年11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便因为发表抨击国民党的文章,被特务公然枪杀于沪杭道上。这些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气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