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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左翼文化界还经常采用更改刊名的办法,使刊物的生命得以延续。据统计,从1928年至1937年,左翼文艺刊物有五六十种,其中不少是同一刊物先后采用的不同刊名。如太阳社的《太阳月刊》被禁后,立即改名为《时代文艺》;《时代文艺》被禁后,又改名为《海风周报》,两年换过5个刊名。又如创造社的《文化批判》被查禁,就改为《文化》出版;《文化》再被查禁,就改成《思想月刊》继续出。再如文总的机关刊物《文化月报》出版一期便被迫停刊,于是改名《艺术新闻》,再次被迫停刊后又改名《文化新闻》。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也只出一期,从第2期起便改名为《文学导报》。夏衍后来即曾回忆:“凡属‘左联’机关刊物的,很少能出到五期以上。大都是出一二期就被封,然后改名再出版。”[23](P51) 在与国民党查禁机关周旋的各种办法中,最巧妙的是伪装本,也就是将出版物改头换面、冒牌发行,“采用‘挂羊头卖狗肉’的政策”[24]。此前在这一点上,中共曾有过惨痛的教训。20世纪30年代初,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不顾秘密斗争的特点,在工作人员一再遭到缉捕,印刷所不断被破坏,不得不再三改版、压缩篇幅的情况下,仍盲目要求“扩大公开发行”,强调“发行革命报告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有的报刊公开号召工人捐款购买飞机支援红军,甚至公开刊登“受红军各军请托招考各级指挥员”、“招聘服务红军医生”一类广告[25](P109)。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每期都在报头印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字样,没有任何伪装,而且公开叫卖,还扬言:“本报之公开与广大的发行,必然可以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26]。这就注定它“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枪口上,都是在他们巡捕,侦探,走狗的包围之中”[27]。该报还曾自述:“本报出版的头一天,便抱了绝大的决心,就是无论帝国主义国民党如何摧残,本报仍然本着一贯的革命精神,冲破敌人的进攻,不使他有一天的间断。”[28]但事实证明,这种蛮干做法付出了惨重代价,导致该报“迭遭摧残”。到1931年2月,《红旗日报》只能日出一小张,印1000多份[29]P137。其印刷所被破坏达4次以上,工友被捕,印好的报纸也全部被没收,最后不得不被迫停刊。 在吸取了这些教训后,中共地下出版物普遍采取了伪装本的形式。如1932年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再版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时,就删去书名“共产党”三字,改为《宣言》。1933年上海春江书局重印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本时,也将书名改为《宣言》,译者改为仁子。此外,还有许多书刊尝试用一般的甚至庸俗的封面名称混过国民党审查。其封面与内容往往离题万里、毫不相干,有的看似风花雪月,有的采用时髦语言,有的充满宗教意味,有的则以教科书作掩护。罗隆基当时就形容左翼书刊是“美女图做封面,书籍里唯物论充实质”[30]。详见下表:  在此期间,《布尔塞维克》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更是不断化名,先后伪托为《少女怀春》、《新时代国语教授书》、《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金贵银贱之研究》、《虹》、《平民》、《经济月刊》等,甚至还曾冒充国民党中宣部刊物《中央半月刊》。为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称:“查该刊物内容,纯属共产党宣传文字,而封面及装订形式,则仿照本党中央月刊,惟无中国国民党字样,希图鱼目混珠,其用意至为狡险。”并进而指出:共党刊物“近日益无忌惮,且有假托本党刊物名义与式样,或用小说名称,印成封面,而内容纯系宣传共党谬论,企图掩饰,冀便流传”,必须严加查禁[31]。至于伪装成《新时代国语教授书》,更是令审查机关十分苦恼,因为这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一本教科书名称,“教科书发行量大,又不能全部禁扣,‘检查老爷’沙里淘金,手忙脚乱,弄得满头油汗,还是无法可想。因此在这一名义掩盖下出版了一个较长的时间”[18](P114)。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可反映出伪装本的功效。当时,中共地下组织曾将秘密出版的《政治材料》第一期伪托成上海特别市政府卫生局印行的《脑膜炎预防法》一书,暗寓可以医治思想、清醒头脑的意思。有一次,有人拿了一本到邮局寄发,恰巧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驻邮局的检查老爷看到,当事人心里正在发急,不料这位“老爷”刚一伸手,看到书名,竟像烫着了火一样,立即缩回去,撅起嘴巴扭着鼻子走掉了。原来他以为看这种书的人可能已经有脑膜炎,容易传染,自己性命要紧,倒不如赶快躲开为是[18](P115)。这位国民党官员的窘态,恰恰说明了中共宣传斗争策略之巧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