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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式的伪装 历史地看来,国民党通过编织文网,虽然一时强化了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暂时维持了专制秩序,但也由此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感。其中,左翼文化界的反抗最为强烈,而且采取的方法也最为巧妙。 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查禁,左翼文化人士想了很多办法,如用火车或轮船转运而不用邮寄,这样就可避开邮件检查。对此,国民党曾感叹:“现在所赖以取缔反动文艺书刊之唯一工具,则有各地之邮件检查所,但其所扣留者为数甚微,因真正之反动文艺书刊,大都从火车及轮船上转运,很少由邮局寄递也。”[17](P335)此外,左翼人士在出版环节也想方设法巧妙应对审查,如把马克思译成卡尔,列宁译成乌里扬诺夫,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分别译成普罗列塔利亚和布尔乔亚。出版社也使用假名,如中共地下的华兴书店改称上海启阳书店或春阳书店。1936年,侯外庐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中、下册时,又使用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世界名著译社”的名义。 更有甚者是欢迎盗版。当时翻版盗印一度非常盛行,据华通书局的《中国新书月报》统计,1932年调查所得的翻版书就有201种之多[18](P77)。其中不少是国民党查禁的书籍,以鲁迅、茅盾、蒋光慈等人的作品为最。为了便于进步书刊的传播,许多左翼作家对这种翻版行为不但不反感,反而持一种欢迎和鼓励的态度。鲁迅即曾多次在给友人的信中高兴地说起自己著作被翻印的情况:“《准风月谈》一定是翻印的,只要错字少,于流通上倒也好;《南腔北调集》也有翻版”[19](P46),“《南北集》翻本,……纸虽坏,定价却廉,当此买书不易之时,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功德,而且足见有些文字,是不能用强力遏止的”[20](P461)。有的作家还干脆在书籍版权页印上“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八字。 这一时期,左翼文化人士还针对审查采取了一种对策,即文章如果在刊物发表时被删削,就设法编辑出版,并恢复被删的文字,甚至在被删处加上标识,以提醒读者关注。1935年,鲁迅把上年发表的杂文编成《且介亭杂文》时,便在《附记》中说明:《门外文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在说什么”。《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一文中,“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病后杂谈之余》“改动的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读者试一想这些讳忌,是会觉得很有趣的”[21](P211-213)。鲁迅还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把国民党通令查禁149种书刊的目录全部抄录下来,曝光于世,让更多的读者可以去寻找来看。 另一种办法是更名。左翼作家经常通过频繁更换笔名来避开审查,如瞿秋白在30年代使用了几十个笔名,茅盾也用十几个笔名在《文学》杂志发表了30多篇文章。1933年至1934年,鲁迅亦更换60多个笔名,发表了200多篇杂文。他在1934年便说:“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22](P382)为了避人耳目,有的左翼作家还故布迷阵。1928年,蒋光慈译完苏联小说《爱的分野》后,特别注明译于柏林。巴金在翻译《罗伯斯比尔的秘密》时也用了化名,还说译于西贡,以致国民党检查官以为译者是个华侨,于是就通过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