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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萧一山是“新史学”流派的承继者和开拓者，治学深受梁启超影响，形成博通的风格，不仅在融合中西文化基础上将“新史学”理论向前推进一步，于历史观和史学功能等方面提出独到见解，而且将其贯彻到清史编纂的实践中，撰成气象博大、新意迭出、风格独特的《清代通史》。他不仅为清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而且为历史编纂的现代转型作出卓越贡献。 【关 键 词】萧一山/梁启超/“新史学”/《清代通史》 【作者简介】刘永祥(1984-)，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魏蔚，山东英才学院。 近年来，学界对萧一山(1902-1978年)的史学成就颇为关注，发表了不少相关论著。已有成果尽管不乏创新之见，但似乎未能真正把握其史学主旨，对其代表作《清代通史》的学术特色也未能给予透彻分析。实质上，萧一山是梁启超“新史学”的承继者和开拓者，不仅在理论上展开进一步探索，而且将其运用到清史编纂的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本文拟对此略申己见，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 一、“新史学”流派的承继者和开拓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史学是对乾嘉考史的反动，尤其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借助西方新学理，以突出的忧患意识、深刻的批判精神和浓厚的爱国情怀，对传统史学展开全面检讨，并在吸收其精华的基础上建构了新的史学理论体系，主张从宏观上对历史加以解释。“五四”前后，在新文化运动、新史料的发现和西方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等因素影响下，接续而高于传统考据学的新历史考证学逐渐兴盛，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的局面。以往认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兴起令新史学迅速走向消亡，实则不然。这一时期，不仅梁启超本人对原有体系加以深化、完善，而且还有一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萧一山正是新史学的重要承继者和开拓者，与梁启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学术上深受其影响，形成了博通的治史风格。他曾明言： 余一生所钦佩者二人：一、孙中山先生，二、蔡孑民先生……除此则感恩知遇者，梁任公先生一人而已。梁先生之精神伟大，非一般人所能喻，余面承教诲，身体力行，一生行事，绝不敢违背孙、蔡、梁三公之精神，此余敢以自誓者。[1]586 萧一山自幼酷爱史学，对《史记》《史通》《通志》《资治通鉴》《日知录》《文史通义》等均“用过功夫”[2]，并在父亲影响下熟知公羊学要义。上述知识积累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其学术品性，后来他“极力提倡通史通儒通才”[3]卷十《悼张荫麟君》60，与中国史学讲求通识、致用的优良传统不无关系。故而，当他接触到以进化史观、爱国主义等改造这一传统的新史学时，迅速引起思想上的共鸣，并将其作为清史编纂的理论指导，同时又继承章学诚、梁启超等在史书体裁上的综合创新意识，把新式章节体与传统体裁熔于一炉，撰成了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气象博大的“新式”清史。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当蒋百里把《清代通史》上卷书稿拿给梁启超时，会得到梁的激赏并亲为之序，称：“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遵斯志也，岂惟《清史》？渔仲、实斋所怀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将于萧子焉有望也！”[4]梁启超序编纂符合新史学宗旨的中国通史，是梁启超始终未能完成的宏愿，而萧一山的勇于实践显然让他倍感欣慰，遂推荐萧氏到清华任教。 作为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能得到当时史学泰斗的高度评价，萧一山所受鼓舞可想而知。他窥得学术门径，并渐次登堂入室，显然都与梁启超的指导和提携密不可分。他回忆说：“年十九，由晋转学北雍，得阅京师藏书，于清史尤致力，成书约五十余万言。受知于新会梁先生，介而教授清华，与共朝夕，始窥学术藩篱，续成清史乾嘉道三朝事，约六十万言。”[3]自序而晚年对清史编纂进行自我评价时又谓：“《清代通史》系余一生事业之总结……顷四十余年之心力，写四百一十万言之通史，仿浹漈实斋之义例，贯中外史学之通则，自信尚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愧梁任公先生之期许也。”[1]《非宇馆五十自述》586凭一己之力，耗时40年，践行恩师的史学主张，成就修史大业，堪称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新历史考证学与新史学的核心差异，就在于前者本着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致力于考证历史真相，而后者则出于强烈的现实关怀致力于解释历史进程，颇近似于古代史学的“专”与“通”、“求真”与“致用”。当时，鉴于“破”的目的已经达到，新史学的首倡者梁启超遂将重心转移到史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上，表现之一就是，在坚持以历史解释为史学终极目标的基础上，强调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从事部分考据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考史”风气的弥漫起到推波助澜作用。不过，梁的考据却被时人批评为“非稗贩东人，则错误纷出，几于无一篇无可议者”[5]并就此贬低其史学贡献。对此，萧一山给予严词批评，极力维护恩师的学术地位，明确揭示出其史学主旨，并大力倡导广博、通贯的史学方法论，“以破支离分裂之考征，辟饾饤补苴之功力为事”，认为历史研究可以划分为“考据与史学”两个不同层次，直斥“今之人受所谓整理国故者之影响，以考订破碎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此梁任公先生之所以见轻于人，而弟之所为深痛者也”，又谓“汉学足以亡清，国故亦足以亡中国”[3]卷九32。这从他所撰《悼张荫麟君》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自己有一套理论，就是极力提倡通史通儒通才……反对当时饾饤琐碎风靡一世的考据派史学……任公先生说我有胆量有见识，但他不愿公开提倡，因为他受了“新汉学”派的歧视，颇欲争一日之长，实则他老先生的成就，已远超亭林，近逼实斋，绝非“新汉学”家所比拟，而荫麟兄今日对于学术界最大之贡献，亦即在此。可以说是任公先生的薪传，荫麟兄实为接承之第一人，使二人地下有知，必当含笑谓余知言也……须知宏博不难，而坚实为难，宏博而不坚实，则有疏浅之弊，“新汉学”家之攻击通儒通才，常以此为口实。任公先生之见訾于人，即由此故，实则任公先生能谓之疏浅乎？乃别派不明学术之源流，有意有此谬说，荫麟兄所谓任公先生之贡献于史学全不在考据，而在史才，其识见固已超越恒流。[3]卷十《悼张荫麟君》59-61 从研究范式和学术风气上讲，梁启超和胡适分别开辟了以历史解释和历史考证为中心的史学科学化道路。很显然，在萧一山的学术体认中，他和张荫麟同属梁启超新史学一脉，以疏通为史学旨归，极力反对史学走入史料整理一途。在他看来，“史学本为一综合科学，必广览洽闻，得博约之旨，而后始能无偏执固陋之弊，是史学又以贯通为务，殊非仄深之士所能喻也”[3]卷四《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134，因此批评胡适“以‘家世汉学’走入支离破碎之途，号曰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实他所用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是一种演绎法，清代的汉学家，已有此弊。又不能真正抉发‘国故’的精华，仅是些抱残守缺的考据事业，所以与科学的距离，一天一天的远了”[1]《蔡元培》499，认为这一派“只可以说是考据家，如果也称他们是历史学家，那就不对了”[3]卷二《历史上几个重要的问题》131上述批评言辞犀利，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烦琐考据的危害，但也因心存门户之见而未免抹杀太甚，未能理性看待新、旧历史考证学之间的本质区别①，不过却充分折射出他在梁、胡之争中的鲜明立场，而两种学风之间的巨大张力，更由此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