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清代通史》的编纂特色 事、文、义，是中国传统史著的基本元素，优秀史家无不融三者于一炉，而以史义为灵魂统摄全书，包括对历史进程的把握、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对历史事件的判定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等，这是西方史学所谓史观能够传入并生根发芽的文化土壤。《清代通史》的最大特色，也是核心价值，就体现在史义的贯彻上，而非细密的考据或华丽的词章。张其昀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考据义理与辞章三者，虽性质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譬之人身，考据其骨干，辞章其肌肤，义例其灵魂也。必须断之以义，始尽史之能事。三者之中，孔子自谓有取于义，一山通史，亦以义为全书之精神所在。”[1]《介绍萧一山清代通史》675-676 萧一山深受传统经世精神和近代民族主义影响，又对中国所遭受的压迫有切身体会，因此努力探寻文化复兴之路，尤其看重史学的功用，而刚刚过去的清代历史特别是晚清部分，无疑最具参考价值，这是他将清史作为研究志向的思想动因。当然，他的治史路数与重在考证史实的孟森等人存在很大差异，不将清史视为众多历史事件的堆积，而是看作环环相扣、紧密联系的整体，力求通过深入分析史实间的因果关系，得出有规律和有价值的认识，因此绝非那些编纂史书只知“条列史实，缺乏见解”[8]者可比。他明确指出： 夫历史事变，具有因果，首尾相承，累代一贯；吾人既不能于其间有所绠断，则历史亦不当于彼此有所分割。且社会演进之象，又属“有渐无顿”；而人类旧习之保存，亦为人性自然之倾向，其结果即成历史上所谓“历史之继续”……盖以人类习惯无骤变之迹，亦无骤变之理；此语殆成史学上最重要之原理。[4]导言 历史的发展是前后一贯、不可分割的，因此任何历史现象的产生都不能一蹴而就，必然有长期的积累。故而，他编纂清史时特别注重连续性和整体性，力求做到丝丝入扣，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历史的断裂感。包遵彭曾评价说：“根据中外史料，以阐明其事变演进之迹，并推求其因果相互之关系，斯真可达渔仲实斋所谓圆通之旨，而尽新史学有系统有组织之能事矣。”[1]《读萧一山先生清代通史》683 上述思想贯穿全书，最突出的表现无疑在于提出了“民族革命史观”，并以此为中心展开对近三百年清史复杂进程的解释。对于这一产生深远影响并引起广泛争议的史观，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首先，它是新史学讲求历史法则在清史领域结出的硕果，具有重要的学术示范意义，为民国学风的多样化贡献力量，并且充分反映出萧一山的独立创新能力，可谓成一家之言。其次，它的产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遭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必然结果，是符合历史潮流、具有突出时代意义和进步性的史学思想。第三，萧一山的目的，在于唤醒国人的自信心，团结人心以挽救危局，同时也隐含着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复兴理想。第四，切不可忽视这一史观的局限性，应作两段式评论。就晚清历史而言，将民族革命视为基本线索之一自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若将之前的历史演进主线也归结为民族革命，认为政治、经济、文化“之所以能互为影响，则又以异民族之统治压迫造其因”[4]导言，不仅有失偏颇，而且混淆了民族内部矛盾与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革命之间的性质，并非科学的民族观点。 近代以来，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趋于瓦解，与之相适应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模式也逐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则是新史学对“民史”的倡导。他们强调历史是“整个的”，史家的职责在于写出社会全貌，叙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历史演进的影响，而尤为重视发掘和记述普通大众的社会生活。《清代通史》的另一大特色，正在于采取政治、经济、文化均衡铨叙的编纂原则。 萧一山具有创造精神，在史著结构和风格上有明确追求，在“叙例”中鲜明地标示其编纂主旨： 本书所述，为清代社会之事变，而非爱新一朝之兴亡……近世唯物史观之学说兴起，谓……历史之因革，尤以经济为转枢……吾人既不能不认生计为历史上最重要之问题，亦不能认文化政治纯受经济之支配。盖普通史之内容的评价，为文化、政治、生计三者：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政治握社会上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本书取普通史例，故三者亦均衡诠叙之。 他借鉴西方史学中“普通史”的做法，纵的方面，要考察清代历史的变迁过程，清代与其之前的明代史、其后来的民国史之间的联系；横的方面，要叙述清代社会各环节以及各地区、民间的情状和相互影响。换言之，其所记述的乃是涵盖清代社会方方面面的一代全史，而非简单的皇朝兴亡史，亦即突破旧史偏重政治记载的束缚，展开全方位的探索和论述。本书虽为断代史而命名为通史，原因即在于此。故而，他在梳理清代政治盛衰大势的同时，对清代社会的经济如土地、人口、农业、工业、商业、税收、国际贸易等各项，无不一一详细阐述。而且，他还充分重视各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对于汉族以及南方、北方各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宗教、习俗等内容，也详加记载，阐述其形成与流变，提出诸多有见识的看法。相较以往史著而言，这些无疑具有首创价值。据粗略统计，萧氏专论和涉及经济、人民生计的论述，达到全书的五分之一，无疑是写史未曾有见的新创制，无怪乎李大钊称其为“有清一代之中国国民史”[4]李大钊序。 任何史学著述都离不开一定的体裁形式，其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史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史学历来有重视体裁的优良传统，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编纂形式，先后产生了编年、纪传、典志和纪事本末等几种主要体裁。“17世纪以后，在历史编纂上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9]，其主要特点，在于突破单一体裁的限制，糅合几大体裁之长，创造出既能反映历史演进大势，又能涵括社会丰富内容的综合体裁。步入20世纪以后，随着新史学的兴起，西方章节体迅速风靡全国，成为最流行的史书编纂形式。与此同时，新综合体的趋势也在延续，并有了新的内涵，即：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章节体之中。《清代通史》正是章节体在大型史书编纂中的首次成功运用，但同时又广泛吸收了传统体裁的优点，从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全书共分3卷17篇，每一篇下再细分章、节、目，并且连续编号以突出历史的连续性，层层统摄，前后连贯，浑然一体，大致按照清初、康雍、乾嘉、晚清的时间顺序展开叙述，在内容上则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等，将章节体层次清晰、逻辑严密、容量宏富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当时学界多将章节体运用到中国通史编纂中，而习惯于划分历史为上古、中古、近世等几大时期，每个时期中先用较多章节叙述政治演进，再用一到两章叙述社会组织、制度、经济、文化等。对此，萧一山批评说： 今之治普通史者，多以文明史附丽于每期之后；是不啻以一史划割为两部，而为政治史文明史之混合物也……今拟力矫此弊，统摄诸种现象于一小时期中而并述之。[4]叙例 他把“通”的精神贯彻到章节体中，不把清史分为政治、文明两大部分，而是细分为几个小时期，从多个视角对每个小时期进行综合叙述，分析彼此间的内在联系，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历史的完整性。 值得注意的是，纪事本末体与章节体之间存在共通性，都便于体现历史演进大势，符合新史学的要求，章节体顺利传入中国的内在基础正在于此。萧一山对旧史体裁的优劣了然于胸，他说：“纪传之属，详于状个人，而疏于谈群治；编年之作，便于检日月，而难于寻终始。其间虽纪事本末一体，略有合于新史学之义，然其体创始于袁枢，特为便读《通鉴》者之寻览。即后之继此而作者，亦不能有深识别裁，以斟酌乎其中。故皆史实散漫，略无系统，可以为史料，不足以为史学。”[4]导言因此，他高悬深识别裁和系统性的目标而在体裁上下尽功夫，一言以蔽之，即发挥章节体的优势，弥补纪事本末体记载范围狭窄、彼此互不统属的缺陷。全书在风格上已呈现由叙事向研究的转型趋势，但无论是篇目设置，抑或历史叙述，仍带有突出的纪事本末风格，将因“事”命篇、不为常格的方法运用得恰到好处。包遵彭评价说：“普通史是一种综合的组织，近于吾国之纪事本末体，尤与东西洋近代史学之分篇章节者相同。然本末一分，西史二三分之体材，均未免简略，此书分卷篇章节目，系统尤为详密。”[1]《读萧一山先生清代通史》681此外，萧一山在有关社会、经济、生活等章节借鉴了典志体的长处，而于清代学术大致采取以人为纲的方式，以及史表的设置则又是吸纳纪传体的优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