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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交融下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20世纪初，梁启超首倡新史学，以鲜明的立场对两千年旧史展开激烈批判，并围绕什么是史学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可以概括为：主张在史观统摄下对历史加以解释，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坚持“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主张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崇尚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并讲求史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人类社会生活全貌；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倡导跨学科的治史方法等，初步建构起与中国传统史学相区别，与西方现代史学相接轨的理论范式，吹响了中国史学转型的号角，并引起人们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的深刻变革。五四以后，除了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崛起外，新史学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发展。有的学者将理论付诸实践，编纂出许多有影响的新式史书；有的学者充分把握西方史学理论大量涌入的契机，积极进行理论的二次提升；有的学者则于上述两方面同时用力。萧一山属于第三类。 事实上，新史学这一概念在民国学术界的使用存在明显的泛化趋势，几乎所有史家都以此看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所怀有的目标也并无二致，即：融合中西以成新的史学话语体系，只是在实现途径上却往往大异其趣。与新历史考证派不同，萧一山认为，一个合格的史学家，绝不应止步于事实真相，必须考察史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从整体上解释人类历史进程，并总结出带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发展规律，这才是史学的根本任务和终极目标。他明确指出： 历史既包罗万象，如何能贯串得法，措置合宜，始综合文化政治经济三方面的事态，可得历久常新颠扑不破之理则呢？这才是史家所蕲求的……研究历史的人，必先懂得史律史法，不可以小学的专家自限。[1]《清代档案之整理与研究》432-433 史学者，钩稽史实之真象，为有统系有组织之研究，以阐明其事变演进之迹，并推求其因果相互之关系者也。[4]导言 至于他所运用的解释工具，则是进化论。经过新史学思潮的涤荡，进化史观逐渐取代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循环史观、倒退史观笔，成为一般人认识历史的基本观念，更内化为史家的学术自觉。萧一山就认为：“社会是进化的，历史是积累的，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必然的内在的密切关联的，必顺其自然的发展，而后能形成一种自然的进化史律”[1]《民族革命运动之厄运》48，“世界进化为人类颠扑不破的真理”[1]《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211。不过，线性进化论虽然在唯物史观兴盛以前一直主导着史学界，但于内涵和运用上都表现出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弊端，已经无法满足解释人类社会复杂历史进程的需要，引来不少学人的批评或重新思考。比如，章太炎就曾撰写《俱分进化论》加以驳斥[6]；梁启超本人也曾予以部分修正[7]。而萧一山在综合中西史学、文化的基础上，勇于独立思考，并大胆提出新的见解。他设想说：“世界上所谓进化论者，也不是说一往直前，有进无退的。有人以为进化如波涛起伏，有人以为进化如螺旋上升。我的想象是大小循环，双重进化，如地球之自转与公转然。”[1]《中国近代文化政治之演变》267试图将传统史学常用的盛衰循环观纳入进化论范畴，以解释变幻莫测的历史现象。 同时，他又紧跟时代步伐，用辩证法的三大定律丰富其历史哲学。只是，他在本体论上持折中态度，进而认为历史解释上的唯心和唯物倾向“皆不免各有所偏颇，唯用‘社会的方法’以研究之，则无是弊。即愚所谓普通史之社会一般现象也。盖用此法，则两观并用，心物兼摄，而以时间空间为枢纽，无挂一漏万之弊”②。再者，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他将辩证法视为中国文化所固有，认为“我国在二千年以前即已发明，且为中国文化之精华”，即孔子的中庸之道，而且认为它“以精神与物质并重，实在比他们(指黑格尔和马克思)更进一步”[3]卷-8，并将其称为“不变之通则”[1]《论物质与精神》528“用在历史方面，叫做‘历史定律’，用在社会方面，叫做‘进化法则’，用在科学方面，叫做‘宇宙真理’，用在哲理方面，也可称‘辩证逻辑’”[1]218-219。赋予传统概念以近代内涵，表面看来抹杀了两者间的根本区别，实则折射出他急切的民族文化复兴心理，而在历史解释上兼顾心、物的“综合史观”，相较单线进化论而言，无疑是较大的进步，并且这一学术取向不单单表现在他一人身上，张荫麟、杨鸿烈、陆懋德等都有类似主张，反映了新史学在史观领域所达到的理论高度，而这与唯物史观的日渐兴盛不无关系。当时，他们一般将唯物史观界定为“经济史观”，萧一山就称“此说为历史之经济的解释……故比较言之以‘经济的历史观’一辞为妥”③，故而在肯定其合理性的同时，指出它与其他史观一样失之偏颇，无法给出一个完满的解释，遂力倡综合考察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间的关系。对此，胡秋原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萧一山在当时学界以史料为史学的风气下，“肯定史学要研究历史的因果关系，说唯物史观值得注意，但是，历史必须是文化、政治、经济的历史，必须注意三者及三者之关系……真是难能可贵的”[1]《我所知道的萧一山先生》765-766。 除进化史观外，萧一山还在继承经世传统的基础上，将新史学有关史学功能的理论推进到新的层面。他认为，中国学术的本源，“只是‘经世’两个字，引而申之，可谓‘经世致用’之学”，但汉学“驱使一般聪明才智之士，竭其毕生精力，往‘故纸堆里’钻”[3]卷三《经世释义》7，宋学则“让一般聪明才智之士，竭其毕生精力，往‘鬼狐禅’路上走”[3]卷三《这一年》17，均失其精义，民国以来，“有些人埋首研究，‘为学问而治学问’，成绩亦颇斐然，但褊鄙自是，忽视一切，不知指导社会，照顾人生，和现实联为一气，仍受经学家襞续补苴之遗毒”[3]卷二《近代社会之症结》97，而这种学风“致使史学人才不能负荷时代所赋予之使命”[3]卷四《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134。因此，他大力倡导经世之学，并将史学置于所有学科之首，指出：“而今文化革新，国运衰替，士子多瞩目瘁心于事变之哲理，与夫实用之科学；于史学之綦要，乃鲜有注意及之者。不知增进文明，浚疏人智，史学之在今日，较他学科为尤要焉。”[4]导言在他看来，“史学为基本学科，人之求学，为扩充经验增智识也，史学即经验之宝库，智识之锁钥也，不有史学常识，而大言精诣于某学科，是犹矗立之柱而无础也，植愈高则危险愈甚”[3]卷五《中国通史大纲序》10，继而指出：“人类为什么需要历史？就是因为人类需要将过去所发生的现象，以及现在所演成的局势得到一个综合的认识，而人类可以利用这宝贵的经验，来促成社会的进步！支配社会，创造社会，才能使社会调和而不至冲突倒演。”[3]卷二130与早期新史学从政治视角出发将史学视为爱国心之源泉不同，萧一山乃从知识、经验的角度立论，并将过去、现在、将来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史学就成为关乎整个人类社会走向的学问，显然更为理性、丰富、深刻。 值得一提的是，史学与文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脱离史实向壁虚造，因此史料的搜集、鉴别实为治史的基本手段。早期新史学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对此确实有所忽略，五四以后则着意弥补。萧一山也明确指出文、史学科的性质差异，认为“历史虽不能全真，也要近真，才有价值。否则，‘满纸荒唐言’，那不成为小说了么”[1]《怎样研究历史》469，并强调说：“考信的功夫，是治史者应有的精神……最好是‘小心求证’，不要‘大胆假设’。”[1]467因此，他“并不反对合乎‘经世’之旨的义理考据与词章……却反对静坐空谈的义理，饾订琐碎的考据和吟风弄月的词章……提倡合乎‘经世’之旨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却不提倡以读书空谈写作为能事而实际受了汉宋学遗毒的目前国人之所谓科学”[3]卷三《经世第四年代》26-27。 新史学之治史鹄的在于寻求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法则，进而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这要求对长时段历史具有高度的宏观掌控力，而往往借助于大规模的“著史”来实现，并在史学范围上力求突破政治史范畴而描述社会整体情状，因此这一派的学术成就在实践层面大都体现于历史编纂领域。萧一山在努力推进新史学理论建设的同时，以此为指导开展清史纂修工作，以非凡的气魄和毅力完成一部410余万字的《清代通史》。他曾自言：“四十余年来，孜孜矻矻，惟以读书著史为业，真不知老之将至。”[2]583这部皇皇巨著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是新史学在断代史领域的成功范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