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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宋学 相互印证 宋人考据笔记的内容和体例之所以得到发展，与当时的学术环境息息相关，同时，宋人考据笔记记载的内容也可以印证宋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 就内容而论，宋人考据笔记与北宋庆历之际兴起的疑古惑经思潮有密切关系。此思潮兴起后，学人敢于怀疑经史，进而予以考辨。受此影响，北宋前期的考据笔记多记历史掌故及志怪之事。北宋后期，其内容偏向疑经考史，考据内容涉及训诂、音韵等小学，以及诗文订误、本事考证等。此期的考据笔记，有的侧重文字音韵训诂，如王观国《学林》；有的侧重于诗词考订，如朱翌《猗觉寮杂记》、王楙《野客丛书》；有的以经论为主，如程大昌《考古编》；有的以考订制度为主，如赵昇《朝野类要》等。这些著作大多精于考订，体现了宋代考据学的发展成果。 由于受到疑古惑经思潮的影响，宋代史学亦有考史之风，出现了吴缜《新唐书纠谬》、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等考史专书。司马光把编修《资治通鉴》时所采用的出处不同或说法各异的史料辑在一处，以做参考，编成考异式自注之书。受此启发，宋人笔记出现了考史专书著作，例如李心传《旧闻证误》主要考证本朝野史、笔记等所记史事之误，其体例模仿《资治通鉴考异》，先引原书错误之处，之后为辩驳之语。《旧闻证误》体现了宋人考据笔记考史的成就，对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等后世考证史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体例演变来看，宋人考据笔记颇受宋代传注学的影响。传注学起初依附于经学而产生。东汉郑玄遍注群经，使传注之学兴起。延及南北朝，注释体例从注重字词训诂或阐发义理，发展到所谓广异备阙体。此体以南朝裴松之《三国志注》、北朝郦道元《水经注》等为典型，以广搜资料、增补文献为主，便于读者相互对照。至此，由于注释内容增加，原书篇幅无法承载，于是出现单行的注本。部分宋人考据笔记显然受到这种单行注书体例的影响，即采取摘字为目，分条论述形式，内容范畴则为训释典籍、考订音韵、辑佚旧文，同时有对经书内容的心得阐释。例如，王应麟《困学纪闻》注《易经》“高宗伐鬼方”一条，在句后列出《竹书纪年》《史记·楚世家》等多条资料，以此来讨论“鬼方”是否史书所载“鬼戎”。这正是广异备阙类注书体例的运用。 总之，宋人考据笔记出现注重研经考史的趋势，受史学考异类著作的启发，考异类笔记得以兴起，部分考据笔记在体例上吸取广异备阙类注书体例。这些与前代不同的特点是考据笔记自身发展所致，也受到宋代经史之学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