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租界，中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大多侧重论述其与上海城市发展演变历程的联系，较少涉及与农村关系的考察，本文拟作补充（注：本文所称的上海农村，是以今上海市行政区划为考察范围；时限侧重晚清，局部延及民初。）。
    一
    
    1845年11月，以《上海租地章程》为开端，英、法、美等国相继在上海强行开辟了后演变成租界的外国人居留地。据英国外交部档案记载，至1846年底，上海已有24家外国商号开张（其中3家是美国的），还有5家零售店，25家私人住宅，若干货栈，一座教堂，一家旅馆，一个门诊部，一个俱乐部和一个基督徒墓地，地皮和建筑支出（保守的估算）至少也有636820美元（注：《阿礼国致戴维斯的港口情况汇报（1847年1月12日）》，转见［美］张琳德：《上海的英国会馆(1843-1854)》，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但总的说来，19世纪60年代前，上海租界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当地农村的关系还很隔膜。两者间关系的转机，始于1860年。是年，太平军自南京东征，进兵苏南和浙江，直逼上海。太平军所到之处，对封建地主、官僚的镇压是无情的。这就迫使江浙地区的封建势力，在太平军的进攻面前，纷纷拥家出逃，其中许多人携资偕眷逃往上海租界躲避。应该指出，除了逃亡的封建地主、官僚之外，上海郊区普通农民在当时拥入租界的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当时太平军与清军在上海邻近地区激烈交战时，当地城镇乡村遭受严重破坏，许多下层群众为躲避战乱之苦，也纷纷进入上海。《北华捷报》1862年9月6日载：
    最初流入租界的大批难民，主要是从西南方各村庄而来，但以后自上海各方面传来警报，老百姓从各个方向到达河的这一边，以致租界附近和界内道路与空地上都挤满了一批批男女老幼，他们还牵着水牛与黄牛（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
    当时，上海周围“凡是能够逃难的人，都纷纷拥进租界，致使租界成为……巨大的避难所”（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2页。）。据统计，1853年在租界居住的中国人共500人，1854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约增至2万余人；而在1860年太平军第一次攻打上海时，竟增至30万人，1862年又达50万人（注：木也：《公共租界户口史话》，《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138页；《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9页。）；一度还曾达到70多万人（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
    人口的剧增，给租界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是房地产业异常兴旺。据一位目击者记载，由于“江浙孑遗无不趋上海洋泾之上”，以在租界谋得一立足之地为幸事，因而促使租界的房地产业极度发展，未几便出现“新筑室纵横十余里，地值至亩数千金”的局面（注：冯桂芬：《皖水迎师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5页。）。而在19世纪40年代租界初辟时，“英国商人在黄浦滩一带购买的土地，每亩不过出价五十千至八十千文”（注：吴静山：《上海的地价和物价》，《上海研究资料》，第304页。）。1852年，租界地价平均每英亩50英镑，而到1862年竟高达1万英镑（注：［美］罗兹•墨菲著：《上海一现代中国的钥匙》（章克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腾涨之速，令人瞠目，“西人于是大营建筑的投机，以最迅速的工程，最简陋的材料，就空地兴建大批房屋，以供给华人居住，而转瞬间获得千倍的巨大利益”（注：徐蔚南：《上海在后期太平天国时代》，《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页。）。1863年2月21日《北华捷报》载：“在过去，外国人住宅内的空地很多，现在在租界防御线的栅寨内，中国人的房屋以及中国人的街道，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出现在上海”，大批流入租界的中国人，“很不方便地猬集在狭隘的街道上，他们熙来攘往，如同登在蜂房内一样，每个人由日出到日落都设法做点生意”（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8页。）。
    对这一时期租界与上海农村之间的关系，不应估计过高。应该说，当时两者间关系空前的紧密，是非常态的，即是战时环境的产物，一旦这一因素消退，这种关系又呈疏离。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原先逃至上海藏身的地主、官僚，纷纷赶回原籍，追查田产，反攻倒算。许多原先为躲避战祸暂居上海的下层群众，也多返回家园谋生。上海租界人口陡然下降。1865年3月租界当局人口统计结果：是年上海租界人口从1863-1864年的33万剧减至137000余人，实际数字可能更低。其中英美租界从25万减至81000人，法租界从8万减至55000余人（注：这次人口统计各项具体数字，可见［法］梅朋、傅立德的《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376页。）。人口的锐减，立刻给租界带来很大影响。原先兴盛一时的房地产业，所受打击最大，一些外国人因此破产。据当时一名在沪法国人记载：原先“大家都赶着造房子。适合当地人习惯的房子像耍魔术般地一片片建造起来。有钱的商人把他们的资金都投在造房子上，没有钱的人供钱造房子，职员、买办、邮差、佣人，所有的人都投入这个投机事业里去，并且都从中赚了钱”。但好景不长，“1864年的结束，标志了这个繁荣时期的终止。12月，苏州的被攻占立刻引起了大批难民的外逃，他们急急乎离开这个过去来寻求避难处的港埠，而大家原指望他们会定居在那里的。住房，整个住宅区都变得空荡荡了；隔一个晚上，地皮就不值钱了；从1864年到1865年，房租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即使不是大部分，至少是许多房子都是贷款造的，因此许多人破产了”（注：《上海法租界史》，第374-375页。）。事后有人回顾说：“从1860年到1864年，上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标志了饥饿年代的开始”。“大批难民的突然出逃，对上海造成了恶劣的后果”，随之便出现“商务交易的减少、商业的不景气”等萧条景象（注：《上海法租界史》，第437-438页。）。大批难民离沪返乡，固然和战乱平息直接相关，同时也与当时的租界未能提供较多的谋生途径不无关联。
    二
    
    1843年上海租界开辟后的一二十年间，其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为一批外国商行的设立和进出口贸易的开展，能够较多雇佣劳动力的工业企业尚处肇始阶段，以早期在沪外资工业的重要门类——船舶修造业为例，由耶松、祥生为代表的较大型企业的形成，是在19世纪70年代。其背景是，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长江及沿海通商口岸的增辟和中外贸易的扩大，进入上海港的大吨位远洋轮不断增多，上海的船舶修造业因此趋盛。70年代后，耶松、祥生相继兼并其他一些船厂，成为实力较雄厚的两大船厂。1879年，祥生船厂已能建造1000吨级轮船；次年又建成长450英尺、宽80英尺，涨潮时水深21英尺的新船坞，可以容纳和修理上海港内最大的轮船。与此相较，耶松船厂也不逊色。其位于外虹桥稍北，“厂地约三十余亩，东为仁泰码头，西则招商局，中栈前临马路，后倚黄浦”，岸边设有专用码头，一应设备俱全。1884年它为怡和洋行建造的“源和”轮，船长280英尺，载重2000吨，被《北华捷报》称为“是在远东所建造的最大的一艘商船”（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2、29页。）。
    外资船舶修造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民族资本船舶修造厂的设立。最早的是发昌机器厂。继起者有1875年的建昌铜铁机器厂、1880年的远昌机器厂、1881年的合昌机器厂、1882年的永昌机器厂、1885年的广德昌机器造船厂和通裕铁厂等。它们多数设在虹口，限于资金和技术，业务大多依附于外资船厂，承揽一些零星加工业务，“实际上仅是外商船厂的辅助工场”（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4、39页。）。
    早在19世纪50年代，为扩大进出口贸易和在华活动范围，欧美商人就以上海租界为基地，将轮船运输业的触角伸向四周的内河水道，“置造小火轮船装运银两前赴内地，采办丝斤并各项货物回沪”。1865年2月，结束国内战事后的清政府宣布不准外轮驶入通商口岸以外的内河。在沪外国商人反应激烈，联名要求各国驻华使节出面干预。清政府对外国轮船深入内河深为顾忌，担心“若一处准行，处处皆援例而起，夺目前商船之生业，驰日后军国之防闲，关系利害极重。是以屡议未允，即再续请，仍不便行”（注：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l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352、367页。）。时至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在规定增辟沙市、苏州、杭州通商口岸的同时，准许外国船只“从上海驶进吴淞口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1898年颁布的《内港行船章程》，又将范围扩大到各通商省份的内河水道（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6、786页。）。自此，以租界为主要基地的中外船舶修造业和轮船航运业，活动天地大为扩展。与远洋、近海货轮相比，内河小吨位轮船的制造周期、技术要求，同中国民族资本船舶修造业的经营能力较相适应；另一方面，自清政府开禁，内河小轮业发展很快，市场需求大，“因此机器厂制造小火轮盛行一时”。较出名的，“在苏州老港内有公茂、史桓茂、大昌、广德昌等几家；在虹口有恒昌祥、广德兴等几家；在杨树浦有公兴；在南市有求新、兴发荣等几家。专门协作制造船木壳的有协顺昌、施广福、财理等数家”。其中有的还同时经营内河轮运业。设在新闸的公茂机器厂，“在1895-1913年间业务大为扩展，制造了不少小火轮，自设老公茂航运局，经营上海、无锡、苏州洞庭山、常熟等地的客货运输业务”。行业史料载，“公茂的小火轮制造业务是随着它的航运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为老公茂航运局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公茂船厂的经济周转，使小火轮制造能加速进行，而小火轮制造又回过头来加强航运事业中的力量，因此公茂船厂的发展比别家同业为快，在1913年以前公茂船厂共为老公茂轮船局造过二十只左右小火轮及拖船”（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28、130页。）。
    中外船舶修造业和内河轮运业的发展，不仅招募了众多的劳动力（注：以祥生船厂为例，1879年雇佣工人约1400名，至1894年增至约2200人。详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1175、1224页。），也使租界与周围农村的经济联系大为增强（注：上海地区的公路运输起步较晚。1919年兴筑的军工路，是上海第一条近郊公路。详见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从上海始发的内河小火轮激增，一些固定航班相继开设。以地处上海远郊的青浦县为例，“曩时，唯航船、划船、班船为交通工具。光绪之季，内河盛行小轮，渐次及于邑境。二十一年，首由上海立兴公司试行，自新闸起，溯吴淞江入大盈浦，经城濠而西达珠街阁镇，邑商继之。未几，立兴停驶，上海内河招商轮船局接踵而起。三十三年，邑人沈锡麒集股倡办裕青公司，自置小轮，逐日开驶，并于北关外建筑码头。凡经过各镇市，均有码头停泊。未逾年，与招商局约，按单、双日各驶一艘，至今（时为1934年——引者）无改，名曰申阁班”（注：民国《青浦县续志》卷五，“山川”、“船舶”。）。除崇明岛因悬处长江口，情况稍特殊外，上海地区其他同处江南水网地带的各县，当时的内河航运交通状况与青浦相似，近郊各县甚至更为便捷（注：详可参阅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交通运输》，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出版。）。
    以租界为主体的上海近代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等城市经济的发展，在给周围农村提供诸多新的谋生途径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很大冲击。很多人不再安于厮守土地，而是将眼光投向大上海，向往并投入不断发展的城市经济生活。上海县法华乡，“光绪中叶以后，开拓市场，机厂林立，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生计日多，而专事耕织者日见其少”。宝山县彭浦里，原先“农家最穷苦而安分，终岁勤动，竟无休日，若无产者受值佣工，不少偷懒。妇女亦事耕耘，暇则纺织，犹存勤俭之遗风焉。然自租界北辟，男以鬻贩营生而奢华渐启，女以纱丝工作而礼教鲜存”。在地处远郊的青浦县农村，亦有“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见者也”（注：民国《法华乡志》卷二，“风俗”；宣统《彭浦里志》卷一，“风俗”；葛冲：《青浦乡土志》，“风俗”。）。众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既扩大了商品消费者的队伍，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给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也有明显改观，在毗邻港区和工厂区的农村，“村民衣着和一般外表有了显著改善，这些村民在走向进步的历程中，已从贫困和不足的状态逐渐改变为中等程度的舒适和富裕状态，特别是妇女和少女更是如此。随便哪个下午，都可以看到从闸北或杨树浦路各厂家走出愉快和看来满足的人群，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情况能得到改善，同大型地方工业的建立有关”（注：《海关报告》(1892-1901)》，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年）：〈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剔除其中夸饰的成分，这段描述还是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据统计，1894年上海机器缫丝业工人9600名，1910年为32685名；从1895年到1913年间，上海缫丝工人约占全国缫丝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注：徐新吾等：《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7、578页。）。
    对租界与近代上海农村关系的初步考察显示，两者间较紧密的互动关系，架构于19世纪70年代后以租界为主体的由近代工商业、交通业等为主干的上海城市经济较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在这之前，两者间的联系还是相当松散的。而以租界为主体的城市经济的较大发展，势必对上海农村的经济结构乃至生产关系带来冲击和变化。1843年开埠前，上海城市人口约27万，至1910年已达128万余人（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82页；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华洋杂处、五方会聚的居民状况，给上海农村经济作物的扩种，提供了有力的推动。清末民初，在市郊农村相继出现一批蔬菜专业产地。嘉定县真如乡，“自上海辟为租借地后，中外互市，人口日繁，需要巨量之蔬菜。农民以应供求起见，有舍棉、稻而改艺者，工力虽倍，应时更替，年约六、七熟，获利倍蓰。本乡之东南部大多如是，而西北部农民以交通上之关系，不能享此权利，然有改植洋葱头者，每亩收获多至二十余担，价格视产量及需要之多寡为转移，为西餐之主要食物，销售洋庄，获利亦溥。”宝山县江湾里，“自商埠日辟，向以农业为生者，辄种植蔬菜，杂莳花卉，至沪销售，获利颇不薄”（注：民国《真如志》卷三，“农业”；民国《江湾里志》卷五，“农业”。）。这种纯商业性的蔬菜种植业的发展势头是引人注目的，1902年至1911年海关报告称：“一个颇有规模的，以供应市场为目的的菜园行业已经兴起，这种形式正在广泛地被采用，特别在上海近郊。”（注：《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年）：〈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58页。）市场需求的扩大，自然对蔬菜及花卉等生产提出规模经营的要求。1903年，在宝山县出现实行雇佣生产的垦牧农场。是年，“有粤人在江湾芦泾浦旁创设畜植公司，集股万余元，圈地三十余亩，专养鸡鸭，兼种棉花、菜蔬。”继而，在真如、大场、吴淞、彭浦等地，又有类似规模的四五家农场设立（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六，“农业”；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六，“农业”。）。这种经营方式，在近代中国是开风气之先的。应该指出，以租界为主体的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在推进上海农村经济结构及生产关系演化的同时，有些影响也不能忽视。鸦片烟毒，是其中之一。上海开埠后，列强把持的鸦片贸易旺盛，租界内亦是烟馆林立，据1873年3月3日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称：“英租界内现共有鸦片烟馆246家，其中52家有大约150名女招待，这些人无疑是妓女。”（注：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13页。）流风所播，殃及四乡。光绪《南汇县志》载，“鸦片流毒无穷，三四十年来，吸食者不特城市殆遍，即乡僻亦然，计邑城每日所进烟土，其费倍于米粮。又有花烟馆，名为夫妻店，勾引良家子弟，尤为藏奸之所”。金山县张堰镇，“鸦片之传染，咸同以来，日盛一日，至光绪间列肆通衢，仿沪烟室，陈设精致”。嘉定县钱门塘镇，“鸦片流毒最烈，光绪中叶，镇中烟馆林立”。青浦县盘龙镇，“西洋鸦片之来，流毒中国，吾乡去上海数十里，习染较便，虽小小村镇，必有烟室”（注：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风俗”；民国《重辑张堰志》卷一，“风俗”；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风俗”；光绪《盘龙镇志》，“风俗”。）。此种影响和危害，当也不可忽略。而租界对上海农村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影响，诸如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察，两者间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集聚和扩散、吸纳和辐射等互动关系，则在民国以后表现得更充分，有待另文探讨。
    作者简介：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