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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水涛，中国政协文史馆副馆长、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波澜壮阔，现代化进程跌宕起伏，中华民族经历了迥异于此前任一世纪的革命、变革和进步，充满各种变数的历史波谲云诡，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领域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两岸三地的口述历史学界共同负有收集记忆、保存历史、扩大共识的责任，为后人留下关于这段历史的完整记录，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感悟、思考和期盼。今天能够再次参加两岸三地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我备感荣幸。谨结合本职工作提出关于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之间的一些思考，一孔之见，不敢自必，望方家指正。 文史资料的价值判断 文史资料特指人民政协征集的历史资料。1959年4月29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特地为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举办茶话会，“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5月12日举行的全国政协三届一次常委会议预备会上，周恩来等将人民政协征集的历史资料定名为文史资料。7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提出：“计划、组织和推动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和有关人士对于我国的近代史资料进行搜集、撰写和研究工作。规定的征集时限“以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前这一时期为主”。内容包括：“1.主要是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2.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3.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关于文史资料撰述人的身份和文体，规定：“1.由亲身参加或与闻有关历史事件的人撰述，用回忆录的形式或其他形式皆可。2.撰写的事实和内容必须真实、具体。3.撰写材料可以不拘观点，不限体裁。4.资料可以是有系统的长篇著作，也可以是短篇的叙述。”“可以个人单独进行，也可以几个人合作。撰写资料主要是自己执笔，自己不能执笔的，可由本会派人帮助撰写。”此后，各省级政协也相继开展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到1963年1月，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市县级政协组织达到370多个。1978年，文史资料工作首次写入政协章程，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人民政协汇聚了我国现当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科技、民族、宗教、华侨等各个领域有代表性的人物，或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具有任何其他组织难以望其项背的人脉资源和权威性，请他们口述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记录、整理和再现历史，是政协组织的优势所在。文史资料的征集对象主要是历届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界代表人士，他们可以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记述“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形成直观叙述历史的“原生态”资料。由于当事人的身份、地位、观念、阅历等不同，视角各异的记述可以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互相比较、互相印证、互相补充的作用。文史资料的内容十分广泛，从纵向看，各级政协建立健全的文史资料工作机构达3000多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庞大的史料征集网络。文史资料所表述的历史事件，上至国家层面的决策过程，下至基层社会的历史变迁；所表现的历史人物主要是各党各派各族各界各行各业的精英。从横向看，文史资料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科技、民族、宗教、华侨等各个领域，能够具体、翔实、生动地展示历史的曲折进程，使历史如多棱镜和万花筒般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到2009年5月，各级政协共有40多万人次参与，征集史料80亿字，编辑出版50多亿字，可谓蔚为大观、成就斐然。这些史料以“亲历、亲见、亲闻”的形式，纵横交错、宏纤毕现地展示了戊戌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使人们更为形象、具体、准确地认识这段历史，从而更为广泛、深刻、有效地获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20世纪上半叶，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制度瓦解后，怀有各种政治理想和救国情怀的人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参与历史进程的各色人物遽然增加，而战乱频仍和社会动荡导致史料保存匮乏，许多历史成为空白，挖掘新的史料、丰富历史记载便成为紧迫的客观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50年代初开始，各级中共党史部门开展史料征集工作，并形成《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成果，但它说到底还只是一个革命党及其军队的历史，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不足以解读民国历史的巨变，而发轫于50年代末的政协文史资料则有效地扩大了史料的征集范围，使我们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从回忆资料上得到较为全面的印证和解释，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延续了中华民族尊重历史、重视历史的传统。 从科学的理性的高度审视文史资料，我认为，它显然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历史科学的使命不在于赋予历史以新的内涵，而在于挖掘历史固有之内涵。这种挖掘总是要以历史事实为起点，其目的即是通过历史叙述获得弥足珍贵的经验，增长智慧，所谓“述往事以为来者师”。这是贯穿在历史科学中一条永恒的主题。为了更好地扣紧这一主题，史学史上相继出现了别开生面、各具长处的史书体裁，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笔记体等，以求接近乃至达到历史的真实。不过在封建专制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由于严酷的文化专制统治和强烈的阶级偏见，历史著作所表现的空间大为萎缩，人为阉割历史的事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体裁的创新亦不能改变史书内容陈陈相因的弊病，那个时代当然不会注重回忆资料的发掘和应用，更遑论大规模地组织此项工作了。可见，文史资料工作的确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需要强调的是，文史资料工作初起时，确实出于发挥一些具有传奇经历的政协知名人士作用的考虑，有弥补文献记载严重不足的客观需要，而更为久远、更为重要的则是还原历史和研究历史的需要，是加强历史教育的需要，是全面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需要。 面对汗牛充栋的文史资料，我首先认同它的多重价值，概括起来就是“存史、资政、团结、育人”，具体表现在： 1、尊重记忆的价值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为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历史的信息，最重要的载体一是档案，二是记忆，文史资料所重视的就是人类记忆的价值。我们知道，记忆是历史的伴侣，记忆滋养了历史，将记忆转化为历史是历史学视角的重大变革。以往的历史著作大多是官方语言、官方记载，散发着浓烈的官方气息。传统史学关注的往往是与少数上层统治者直接相关的历史事件，基本上就是帝王将相的史学，对各党各派各族各界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则很少予以注意。传统史学所习用的史料包括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等死材料，基本排斥了鲜活的记忆。文史资料纠正了这一偏向，重视记忆在历史研究中的位置，重视更广泛的精英人物所参与和创造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的一场革命。1960年，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创刊号“发刊词”以通俗的语言解释文史资料的这一价值，指出：“从清朝末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社会经历了无比深刻的巨大变化。这六七十年来，历史的主流虽然是清楚的，但是其中许多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许多历史人物的丰富生动的事迹，现有的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都还远远不够完备。因此，迫切需要从各个方面广泛地进行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对于同一历史事实而所述有出入的，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强求一致。即使某些资料内容同已有的文献记载互有参差，但只要是真实的、是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身闻见的，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上反映历史的某些侧面，从而也是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将会运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和方法，来对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并从而得出比较全面的正确的结论来。”经过多年的积累，文史资料通过挖掘记忆发挥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功能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大都利用过文史资料为专业服务。 2、发挥“去意识形态化”的功能，保证史料的真实性。1959年文史资料工作创建时，正是中国在经历反右派运动、正常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之际，国内各种关系出现了紧张态势。倡导文史资料工作，尊重各党各派各族各界各行各业代表人物的历史，为他们表达历史话语权提供平台，借以调整阶级关系和党派关系，缓解紧张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恐慌心理，消除业已形成的隔阂，多少带有“去意识形态化”的色彩，真正发挥了统一战线组织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共高层一种深谋远虑的考虑。《文史资料选辑》创刊号“发刊词”对此作了准确的诠释，指出：“历史资料不同于历史；前者只是为后者的编写提供真实详尽的素材。因此，我们不要求作者对他们所提供的资料内容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评价。我们所要求作者的，只是真实和具体的事实……只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们一律欢迎。” 3、赋予历史一种亲和的品格和灵动的力量。历史是由一个个不间断甚至错综复杂的生活细节构筑的，历史的魅力在细节，用一个个具体、细腻、生动、鲜活、有血有肉、富有人情味的细节串起来，历史才会变得真实、立体、丰满，尽显诱人的风采。应当指出：如实地表现历史的复杂与人的复杂均非易事，所有的史学手段和史书体裁都不可能对既已定格的、逝去的历史作面面俱到的表现，因而各有其长处和弊端。编年体是这样，纪事本末体也是这样，它们虽然各以扣准时间和爬梳脉络见长，但也有与此对应的不足。文献档案资料大多偏重宏观领域，涉及的多系易为人知的一面，稍显刻板，属于死材料。而主要依靠人脑记忆的文史资料以特有的手段和多维视角形象地再现过去的生活图景，披露历史必然性背后的种种偶然性，赋予历史一种亲和的品格和灵动的力量，甚至可以探寻人物内心活动的秘密，开辟史料积累和研究的新领域，其反映历史之深刻、范围之广泛、方法之新颖，皆前所未有，其叙述方式亲切自然，充分满足了人们探究历史的兴趣，是人们走进历史深处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向全社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育正确历史观的生动素材。 4、在广征博采、多说并存、众说纷纭中丰富历史的表现形式、彰显历史的无限魅力。理性地看，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同一位历史人物的回忆出现众说纷纭是常态，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说：“对同一个事件，依据每个人的记忆和感受而形成的证据总是千差万别的。”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诸多记忆的比较、鉴别和分析中寻觅真相，从而有效地发挥鉴往知今、鉴往知来的功能。 我们知道，人们对历史的尊重，是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尊重，“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春秋之意也。”真实地再现历史永远是史学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但完全复原历史真相却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凡纳指出，事件永远不可能和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的感知相吻合。我们只能通过全方位地搜寻、打捞沉潜于历史当事人心灵深处的记忆，尽可能准确地无限地接近历史真相，却无法还原历史本真，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氛围中更是如此。 所以，面对汗牛充栋的文史资料，我们也需要理性地正视其固有的缺陷。文史资料和一切成文史料一样，无法避免被各种因素过滤、雕琢和干扰，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差错和谬误，具有两重性，因而在利用时要格外谨慎地加以辨析和选择。这些因素包括：1、记忆的丢失和失真。人生之路漫长，人们在回顾自身丰富的阅历时必然会伴随着事过境迁的记忆模糊、消退、淡忘、偏差甚至丢失，个人的记忆、认识不可能完全准确，因为观察角度不同、时间久远和主观认识的局限性而存在难以避免的失真，需要可靠的文献资料加以佐证。2、政治生态和意识形态的直接干扰和影响。文史资料提供者毫无疑问会受到自身所处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其政治观、价值观决定了其历史观。因此，在利用文史资料时，不仅要注意辨析具体史料的真伪，更要注意大的政治环境对回忆者的直接干扰和影响。建立在主流史观基础上的社会常识和价值取向也会深深渗透到回忆者的思想深处，这些都会伤害文史资料的真实性。初创后相当一段时期，文史资料所表现的主要在政治军事领域，而文教、科技、工商经济、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等方面史料较少，形成内容上的结构性失调。对于此种格局的惯常解释是“这种情况是符合我国近百年来社会大变动的历史状况的。”然而这并非全部原因，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文史资料工作初起的1959年，正是大规模的反右运动鸣锣息鼓之际，1962年更进一步强调文史资料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1966年2月，全国政协文史委在大批判的形势下，请了若干学者审查已出版的54辑《文史资料选辑》，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标准掌握不严，并举出不少事例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这些情况致使人们在回顾历史时不能不有所顾虑，甚至心有余悸。而回顾文教、科技、经济等发展状况时，又必须涉及我国近现代史取得的一定的成绩及经验，这显然是忌谈的。与周恩来同志“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个方面记载下来”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诸如“广征博采”、“存真求实”、“不拘观点”、“寓褒贬于史实之中”等原则要求就难以得到真正有效的贯彻，致使文史资料所表现的广度和深度不能尽如人意。有人对此项工作表示冷漠，如60年代初期，别人劝章伯钧撰写文史资料，章在看到有的重要人物写的文史资料有文过饰非的情况，就对女儿表示永远不会写这样的文史资料；有人在政治压力下撰写的文史资料存在扭曲历史的情形，如长期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曾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两篇有关《大公报》的回忆文章，当时是中共高层领导多次动员他写的。1980年5月，王芸生去世。此前，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王芸生对次子作了三个月的临终口述，全面回顾了《大公报》的历史和自己的认识，其中也悔恨自己没能顶住压力写了文史资料，说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作”。他还告诉张季鸾的儿子：“《大公报》的历史不能由我写，我写的那个不算数。”这种情况应当不是个别的。2002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部门编辑出版《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共3500万字，其中的许多篇章是“文革”前就征集到手的，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却因为政治原因被长期搁置，未能及时面世。我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明，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时，也要客观地、理性地正视其不足之处，为文史资料工作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3、人性的弱点所形成的选择性遗忘。撰写文史资料自然会出现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的隐恶扬善、避重就轻的叙述，或刻意掩饰，或自我拔高，或有难言之隐，或有尊者、亲者、贤者之讳，难以避免主观性所导致的偏差，较易打上人性的烙印。而任何个体参与历史事件时都只能是片段的、局部的、侧面的，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也只能是局限的，这自然会降低史料的准确性。 影响文史资料的各种因素并存，我们的职责就是尽力发挥其还原历史的正面作用，理性认识其缺陷，绝不能因缺陷而否定其固有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