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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之比较 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与历史进程、影响历史道路的时候，记载历史的观念和方法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上个世纪中叶，中西方的史学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重视回忆类史料的现象，更多的社会群体和更广泛的群众投入到历史记载之中。在西方表现为口述历史的发端。在中国，集中体现在50年代后期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起步，尽管它与西方世界的口述历史有所不同，但在努力挖掘人类记忆、丰富历史记载、深化历史认识方面却具备异曲同工之妙，发挥殊途同归之效。 按照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像的方式，收集、整理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1948年，由新闻工作者转行的历史学者亚伦·芮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价值的私人回忆资料，由此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口述历史从60年代起逐渐越出国界，在全世界蓬勃发展。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70年代以来，口述历史的普及面之广、涉猎范围之大、社会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开始和国际口述历史学界接轨和交流，部分史学工作者注重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推进中国口述历史事业，并在近些年形成一股不小的口述历史热，具体表现在：参与者众，史学工作者、新闻记者、作家和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热情参与，并采取国际上通行的正规方法；媒体上的口述历史栏目广受欢迎；有关口述历史的图书受到关注；全国性的口述历史研究会已经组建，有关口述历史的学术讨论活动方兴未艾；一些高校开设了口述历史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通过比较和研究，认为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就是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口述历史，将其定位为“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口述历史工程”，认为凡是由“亲历、亲见、亲闻”形成的资料，都可以划入口述历史的范围，也有人不认同文史资料的口述历史属性，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文史资料缺乏规范性，与口述历史的标准有一些差距。作为文史资料工作者，我更加注重的是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之间的共性，即都是以挖掘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记忆为己任，两者的关联性很强，从文史资料工作的职责、理念、原则、方法等方面，都能看到与口述历史相似甚至相同的一面。本文第一部分所作的关于文史资料的价值判断，也大体适用于口述历史。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文史资料属于口述历史，应是实至名归。当然，两者在史料采集手段、工作程序、成果表现形式、保存方式等方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口述历史学发展得更成熟、更规范，涉及学科更多，影响范围更广。试从以下五个方面作些比较，由于各位都是口述历史领域的专家，我在比较中更多介绍的是文史资料的情况。 一、职责 口述历史的职责是通过寻访记忆来搜集史料，以便真实地记录历史、再现历史和留存历史。文史资料也是通过记忆将保存真实的历史放在首位，“广征博采”、“多说并存”是文史资料真实性的主要保障，这与口述历史的要求完全一致。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所提倡的当事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所见所闻也是完全一致的。 不同之处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参与者和征集范围上。口述历史参与者众，主要有史学工作者、新闻记者、作家和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涉及多个学科。口述历史的素材主要来自地方和民间，记录的是普通群众的生活经历与独特思考，范围广泛。文史资料工作主要囿于史学领域，特指人民政协组织的面向特定人群的史料征集行为，参与者既具有一定的官方身份，又是具有一定的史学功底和学术造诣的史学工作者，其优势是形成全国性的工作系统，所关注的多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和人物，各地方的文史资料则关注对当地历史发展有影响的事件和人物，显得层次分明、职责清晰、分工明确。 二、理念 随着社会文明和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历史表述的话语权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人民群众对历史进程的参与越广泛，其所反映的社会民主程度就越高；人民群众对记录历史进程的参与越广泛，对历史进程记录的真实性就越强。口述历史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更注重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价值，重视下层平民，再现底层声音，属于“草根史学”的范畴，旨在重建大众历史意识，建构起多元而精确的历史画面，具有现实性、开放性、群众性和民主性。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的主体地位更多地走进了历史研究的视野。这样做，可以纠正各种史料中遗留下来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偏见，使历史学更加全面地反映人类社会的变迁；可以增强普通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认知能力，有助于实现历史学的教育和启迪功能，历史学由此超越了昔日那种主要为统治阶级提供统治经验的政治功能。 文史资料既非以往历史著作关注的帝王将相等少数人的历史，也非普通群众的历史，而是将目光投向各党各派各族各界各行各业的代表人士，采取的是亲历者说的方式，并且是官方层面大规模组织、由政协章程加以保障的，由上而下，一直延伸到县级组织，形成庞大的史料征集网络，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也是有别于口述历史的。相对来说，它关注的对象比口述历史的范围要窄，属于“精英史学”的范畴。 尽管如此，文史资料工作同样贯穿着与传统史学迥异的民主精神和群众观点。文史资料的民主性主要体现在各党各派各族各界各行各业的代表人士对亲身参与和经历过的历史进程具有平等的话语权，在撰写史料中允许不同观点、不同见解、不同说法并存，充分体现了政协组织的政治包容性和博大的胸怀。换言之，为各族各界人士提供宽松的环境，鼓励他们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撰写史料，表达对于历史的见解，贯穿着一种民主的精神。这样做，不仅有助于还原真实的历史，还充分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 三、原则 1962年12月，全国政协文史委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它在总结三年多来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在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任务和作用，征稿原则，征集史料的范围、重点和类型，组稿，审稿，编辑出版，资料整理，资料管理，稿酬处理，做好下一步工作的主要措施等十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规定“三要、四不、三给”的征稿原则，“三要”是：要真实，要具体，要大胆直书。基本精神在于要求撰稿人破除顾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按照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作如实的叙述而不加以增饰、回护和任情褒贬。“四不”是：撰写史料可以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不拘观点(不要求撰稿人一定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撰写史料)、不扣帽子(不因撰稿人揭露历史上的某些真相而担负政治上、法律上的责任)。“三给”是：对撰稿人给以稿酬、在撰稿工作上给以必要的帮助、处理稿件时对撰稿人所提的要求(如要求保密、要求不发表或不用本人名义发表等)给以尊重。会议还提出文史资料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深入组稿，提高质量”；要根据具体情况拟订组稿计划和提纲，采取按题找人、因人出题和由撰稿人自拟题目相结合的办法开展组稿活动。在对待史料方面，坚持多说并存，不因人废言。此后，又提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不溢美、不贬损”、“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多说并存”等要求。1980年11月的第三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要求文史资料工作者必须从“左”倾思潮和封建意识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1983年9月的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提出的指导方针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2007年11月的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确定的工作原则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坚持统战和“三亲”特色，允许多说并存，尊重历史见证人从不同侧面对历史事件的表述；坚持服务大局，注重社会效益，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这些原则尽力淡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在落实和执行过程中难以离开大的政治环境独善其身，但它仍然富有跨越时空的价值，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依然是推进文史资料工作所应遵循的。 1980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制订了口述史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包括确立工作原则和标准、厘清口述历史的专业伦理、说明从业者应有的操守外、规定口述历史工作者对受访者和社会公众应尽的义务等。其主要精神就是尊重受访者在回忆历史中的主导地位，一直被国际口述历史学界奉为圭臬，也与文史资料工作的上述原则规定基本一致。 四、方法和手段 口述历史是采访者和受访者合作的成果，而文史资料更多地表现为历史当事人独自提供的史料；口述历史主要以“有声的历史”存在，而文史资料更多地表现为撰写回忆录的形式，征集成果也主要是以图书、期刊等文字形态面世，采访和互动的成分不多，表现的载体相对单一。两者之间的不同源于征集方法和手段的不同。基于西方国家生产力和科技水平领先的原因，西方的口述历史一开始就注重使用录音机、摄影机、计算机等新的手段。口述历史的本质是“口述”，其标准形式起码是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对话录音，是通过询问、回答和互动等环节合力形成的史料。但两者在具体征集方法上又有不少相似甚至相同的一面。 文史资料征集的方法是：1.制订征集选题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征集工作，提高征集成效。基本思路是：先宏观，再微观；先远期，再近期；突出重点，抢救优先；统筹兼顾，力求实效。2.征集前准备。主要包括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经历的时代背景，了解当事人的性格、兴趣、爱好、习惯等，从广泛的话题中找准切入点。3.征集方法。首先向当事人讲明来意和征集史料的意义、目的，并将文史资料征集原则向当事人说明，打消当事人的思想顾虑。同时与当事人有口头或书面约定，即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随意公开发表等。文史资料整理与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审核与鉴别、价值判断与评估、分类与编目、对史料利用方式的意见等，达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目的，同时又可以从拾遗补缺、深度挖掘、扩大视野三方面起到深化征集的作用。 口述历史的有关规定是：在访谈阶段，凡涉及访谈内容、访谈方式、时间地点、记录方式(笔录、录音、摄影、录像)等问题，都要事先征得受访者的同意。访谈时，要通过提问和对话不断刺激受访者的记忆，引导受访者讲述，并以适当的方式暗示和质疑，帮助受访者辨析和甄别记忆的真伪。访谈资料经过整理、加工、编辑之后，必须经受访者审阅修改或者经他本人授权审阅并签字后才能定稿。双方就有关权利、义务签订严格的书面协议。协议内容通常包括：访谈计划、访谈内容和范围、口述记录的整理步骤与权限、受访者对整理后文稿的确认与签字、文稿的使用约定、文稿发表或被引用时的署名、受访者对口述文稿的使用权利、文稿收益的分配等。成稿后的资料及原始资料，要将保存收藏的方式告诉受访者并经他本人或授权签字同意。总之，口述历史的形成过程比较复杂，全部工作始终都受到相关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的双重约束。这些理念和做法值得文史资料工作者借鉴和效仿。 五、作用 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的作用大致相同，可以概括为：第一、作为文献资料的补充，为还原历史、深化历史研究服务。第二，为历史解释的多样性提供可能，为公众的阅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第三，突出了普通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第四、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由于文史资料工作是统一战线组织负责实施的，它还有一项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回顾历史增进团结和共识，负有独特的政治功能。 在粗略比较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之后，我的结论是，基本相同的是职责、理念、原则、作用，在方法和手段上也是大同小异。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文史资料表现的主要是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为显著，受到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制约更为明显，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文史资料的负面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