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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事求是，诚实注释。根据查证，较早使用张昆弟这则日记的是李锐。李锐是建国以后较早研究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专家，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78页)、《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和《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页)，作者都引用了1917年9月23日的张昆弟日记，但文字上与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有不少出入。 时近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破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⑥ 将李锐的这段引文与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张昆弟日记相比对，依次看来，可以发现，李锐的引文在“现在国民”后面缺了“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这10个字，在“开发”后面缺了一个“其”字，“网罗”错成了“罗网”，在“魄力”后面少了一个“颇”，还缺少了“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这一段文字。 周溯源编著的《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是一本风格别致的通俗学术著作，读者颇多，影响颇大。该书由红旗出版社1998年出版。但在该书中，李锐这段引文中的错误不仅没有被纠正，反而更进一步，被错写成下文： 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7] 该书的作者在著作中对这段引文的标注是“摘自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日记，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39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但考察该段文字，可以推断，引文的直接来源仍是李锐的著作，作者根本没有阅读《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相关内容，所以不仅丝毫没有纠正李锐的错误，反而把李锐引文中的“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这一大段漏掉，导致这段资料严重失真。 2012年，由张明林主编的《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出版，在该书中，周溯源等人的错误被照搬不误。[8]不同的作者，同样的书名，一模一样的错误，这种巧合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种悲哀！ 翻检上面提及引用张昆弟日记的一些文章，从不少文章的引文中有“现在国民思想狭隘”的字句看，作者的资料来源显然是李锐的著作，有的作者全文照搬了《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中的错误引文，但大多数人都注释为张昆弟日记或《毛泽东早期文稿》，以表明自己的资料是第一手的，是严肃的。 这里涉及一个如何作注释的学术规范问题。史学是史料学，史学的可靠性来自史料的可靠性，所以史学非常强调第一手资料，非常强调资料的准确无误。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时我们看不到第一手资料，不得不采用二手资料，这也是学术研究中允许的。比如“张昆弟日记”，由于它没有出版过，能够看到的人很少，所以在1990年《毛泽东早期文稿》出版以前，绝大多数作者使用的只能是来自李锐相关文章或书籍中的资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手资料。只要诚实注明，这本身并不是什么错事，更不是什么丢人的事。遗憾的是，大多数作者都没有这样做，仅简单地注释为张昆弟日记，这就违背了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原则。1990年《毛泽东早期文稿》出版后，可以注释为《毛泽东早期文稿》，也可以注释为“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日记，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页”。无论是引自《毛泽东早期文稿》还是转引自李锐的作品，都应该认真核对引文，并且不应自作聪明，擅自改动引文。有不少作者把“毛君润芝”改成了“毛君润之”；有的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把张昆弟9月23日日记改成9月22日。凡此种种，都是背离学术规范要求的，都是错误产生的根源。 诚实是学术的生命。有的作者是二次转引或三次转引，但仍注释为张昆弟日记、李锐的作品或《毛泽东早期文稿》。1990年杨金鑫在《试论青年毛泽东的学术渊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5期)一文中，把“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错成“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宏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此后。有好几个研究者的引文错得一模一样，显然他们都是照抄了这段错误的引文，但没有一个注明是来自杨金鑫或其他人的文章。这种不诚实的学风比转引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的危害更大。 (四)正确解读、应用资料。正确解读资料，除了我们上文已经提及的不要张冠李戴以外，还要注意，对于资料不要过多地附加自己的猜想，特别不能因为资料涉及的人物名气的大小而对资料的解读作变更。比如张昆弟日记中的这则资料，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昆弟、毛泽东9月22日均夜宿于蔡和森家，两人在蔡家夜谈颇久，这是张昆弟的日记直接告诉我们的。但蔡和森是否参加了这次夜谈，我们不得而知。从张昆弟的日记中，我们不能直接得出，要推断，必须有其他的资料作印证。从张昆弟的日记中我们只能知道蔡和森在家，他有可能参加了这次夜谈。至于他是否真的参加了这次夜谈，只能是3个字——“不一定”。所以，有的作者在运用这则资料时谓“毛泽东对蔡和森、张昆弟”说，这已经是超出史料的推论了；有的作者连张昆弟的名字都不提，直接谓“毛泽东对蔡和森说”，更是不尊重资料的胡说了。笔者猜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蔡和森名气比张昆弟大。 除了正确解读资料外，正确应用资料也是十分重要的。正确运用资料，首先要认真研读资料，准确理解资料，不误解、曲解资料。比如张昆弟日记中的那则资料，首先要弄懂，哪些话是毛泽东的话，哪些话是张昆弟的话，绝不能“张冠毛戴”；其次要注意资料的时间，不能不顾时间先后，随意放置。比如毛泽东和张昆弟的这则谈话，时间是1917年9月22日，但有些研究者在使用时，却把它挪到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之后和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之后，谓：“(新文化运动期间)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青年毛泽东，也于1918年‘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极力推崇陈独秀。他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俗学之可比拟。’”[9]“陈独秀的被捕，使得青年毛泽东认为，陈独秀不仅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具有冲决网罗而不惜牺牲的奋斗精神。他说：‘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0]“1919年陈独秀被捕后，他在《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中写道：‘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1]“毛泽东年轻时，曾入京遍访‘五四’名师，对陈独秀观感尤佳。返湘和蔡和森谈起时，感慨：‘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说可比拟’”[12]这些说法除了犯有张冠李戴的错误外，还犯了不顾时间背景、随意运用资料的错误。这种不遵守学术规范的做法，最容易导致党史研究的失信和式微。 (五)认真核对注释中的相关信息。李锐的文章《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发表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不少作者错成了第2期；《毛泽东早期文稿》先后出过3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的，第二个版本是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的，第三个版本则是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的。有些作者把1990年版错成了湖南人民出版社，个别作者把印刷时间错成了版本时间。这些都是学术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地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