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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文字载体 文字发现和解读对文明探源意义重大。中国商代甲骨文已是成熟文字，此前的原始文字(12)，良渚文化陶器上也出现多例。由于成篇出现，作为文字产生的证明应无问题。但这些发现并非结束而是开始，是文明探源工程必须应对的考验和挑战。 既然有文字，就需要发现更多，甚至发现档案性质的文字，以期经过考释来说明历史。两河流域古文明所发现的文字数量大、年代早，都是因偶发线索获得破译的。罗塞塔石碑，因用希腊文、象形文字圣体和俗体三种字体同时铭刻一篇文献，成为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该石碑制作于公元前199年，1799年于拿破仑远征中被发现时嵌在一座中世纪城堡的墙体里(13)。两河流域尽管发现3种不同楔形文字的摩崖石刻，但破译它们却复杂得多，时间也漫长得多。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一批“辞典学”泥板文献的出土，为楔形文字的破译和正确阅读做出了巨大贡献。1923年《苏美尔语语法》问世，“从此后，就再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人们对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的所有文献的阅读和研究了”(14)。上述说明，我国早期文字的探索之路还极其漫长，需抓紧时机，寻求可遇与可求的突破。 如何发现而且大量发现比甲骨文早的文字，是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问题。但为什么总是不能发现？如何增加发现机遇？这就提出了早期文字的载体问题。文字载体，包括附着物和书写材料。我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玉器上的刻符，现已发现不少，但其与商周甲骨、青铜文字之间存在着巨大空白。是否还有陶、玉、甲骨、青铜之外的竹木、布帛等物体承载早期文字，而且除刻划外，是否还有以颜料书写的呢？如果存在，它们或许就是战国、秦汉竹木简牍及帛书的前身。 有机质物体及其表面痕迹不易在地下保存，地下水位的涨落变化即可使其消失殆尽；即使有幸存者，在出土后也会瞬间发生变化，化为乌有，无从辨识。所以，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类似发现，即使偶有机会，也稍纵即逝，无法记录，无从取证。 出土竹木、布帛等有机质文物的保护一直是个难题，经过几十年努力已经取得不少成就。但主要还是考古学家发现后，由科技专家来协助提取、揭示、加固、修复和保存。将目标集中于早期文字载体的发现，是在已有基础上提出的新问题。在国家文物局“九五”（1996～2000年）规划中提出：加强考古发掘现场有机物的辨识、记录、提取、保存的研究。该用语之所以如此细致，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寻求我国早期文字发现的突破。发现，是提取、保护的前提，只要辨认和记录下来，哪怕是无法提取和进一步保存，也是难得的积累。 五千年前的有机质文物在我国并非没有考古发现，值得总结并提炼些问题出来。最近，浙江考古学者介绍1986年良渚遗址反山墓地出土嵌玉漆杯的发现、提取和修复的细节情况(15)，就颇有启发意义。试想，如果此件有机质器物，无小玉粒附着于漆皮，甚至无漆皮残留，我们还能够发现吗？为释读出土简牍、帛书等需要，古文字学者已经在室内使用比较尖端的仪器设备，难道不可以使用于考古发掘的现场吗？为发现早期文字，创新和引进相关技术及设备，提高对考古发掘现场的有机质遗物及微痕的观察、辨识、记录技术水平，早当提上日程了。当然，谁也无法预想什么时候早期文字冒将出来，但机会永远属于有所准备者。为了增加可遇机会，只能锁定这一重点目标，尽最大努力，实现可求得的相关田野考古技术和设备的突破及推广。即使短期内没有惊人发现，也可以提高考古发掘和现场文物遗迹保护的整体水平。以局部问题的突破，带动整体水平提高，正是科技重大专项设置的目的所在，何乐而不为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