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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还主张消除国内各族间的名称与界限，认同于融合各族的中华民族，构成超血缘、种族而以国家为范围的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实体，也即将民族认同与新的共和政治国家认同相结合。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曾主张以汉族为主体实行超血缘的种族同化政策，以达到民族与国家的同一。但以汉族为中心实行种族同化政策，与他一直坚持的五族平等并非没有矛盾，并且以汉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难于达到民族国家认同的实际效果。而“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61) 这就难以适应共和政体中多民族平等共荣及各族对中国这一政治空间领域的认同。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给孙中山以启示。“美国混合数十种之民族以成国，其间有条顿、斯拉夫、日尔曼等各具特性之民族；然一经调洽，以国家之关系，使各自忘其为条顿、为斯拉夫、为日尔曼，崭成一吸取各族之善性，以国家为基础之新民族，曰美国民族。”(62)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及其对国家的认同给予孙中山的启示，主要仍是对中国传统民族意识的一种唤醒，即以超越于血缘种族之胸怀以国家的同一性与文化相融性来达到一种新国家、新世界的民族主义。 辛亥革命之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分割、在世界主权国家体系中求得平等地位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孙中山在吸纳世界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后，于1919年提出融合国内各族而成一中华民族，从而屹立于世界主权国家体系中，成为世界国家之冠的思想，“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63) 1921年，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64) 如果以1919年为分界线，那么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的目标则发生了一大转化，即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个强大、繁盛的中华民族的积极目标转化。 由此可见，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既是在转化中的，同时又具备时人所不能达到的高度。他先前以民族革命达到政治革命的目的，以种族认同达到政治革命的认同。但他后来亦认识到，这只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消极”、狭隘的目的。而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则是在共和、民主的国家范围中，以“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以超越血缘种族的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来达成一种以国家与民族同一认同的民族主义，其最后结果则是建立泯灭各族之界限，发扬华夏之光大的“中华民族”。应该说这是他的民族与国家认同高度一致的思想表现。 孙中山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65) 但统一国家内民族融合与相互认同又是其存在的前提，其思想基础就是一种新的中华民族的共和精神。这种民族的共和精神应当抛弃过去华夏民族狭隘的家族与宗法团体以及小血缘思想，以国家和大民族精神为重。他说：“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66) 所以，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民族精神振兴国家，并强化对民族、国家认同性的认识，是解除亡国灭种之忧的最好途径，也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法宝。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一方面，孙中山将其思想纳入法律与制度层面，主张“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67) 将五族共和思想尽量付诸实践，从政治上给予推进。这对于近代中国的多元一体民族构成及统一国家的进程起了极大作用。另一方面，其后他所明确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以民族认同为第一义，由此达到国家的自由、民主新目标。不论在思想上、实践中（例如以民族之力、通过国民革命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由此进一步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还是在进一步加强国家与民族认同一致性及两者关系的体认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然，在近代国家与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真正在国家政治建设上实现人民主权与民众的自由、平等，也是孙中山一直倡行但也是充满迷惘、矛盾的问题。可是由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尤其是共和政府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大小封建军阀的政治博弈，维护共和政体和民族的和睦、团结就成为当时的第一要义。在这方面，孙中山将维护共和国家与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奋斗目标，并以毕生精力努力践行这一社会理想与价值观，在国家与民族关系上为时代树立了典范。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将建设一个民主、繁荣、富强、各民族团结的新中国作为奋斗目标，使中国在国家与民族的思想认识上进入新的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为毕生目标和党的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此后，在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新的社会秩序的构建，并且将恢复民族自信，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团结格局，重建中华文化的价值系统作为努力的方向。此后，“中华民族”成为中国各民族共同的民族符号，国家成为民族认同的政治共同体，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国独立自主且屹立于世界主权国家的体系中，使民族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更加成熟、更加突出。 综上可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一体化进程与民族一体化进程始终保持一致，尽管时有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但冲突的结果是更为强大的民族共同体的出现。这种由冲突向融合转化的必然性背后，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民族意识中所积淀下来的深层价值结构，即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的一致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同一性。进入近代以后，传统“家天下”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受到严峻挑战，其认同观念也面临一个断裂和重新阐释、再塑的问题。面对民族、国家的危亡和近代化建设的重任，近代仁人志士积极探索民族国家的重建途径，他们在吸取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统一的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新的中华民族国家，努力达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一致，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张力，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基础。孙中山近代化的民族、国家思想及其实践，应该说是这种观念的杰出代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