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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除了激发法国人民普遍的爱国热情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也激起欧洲其他国家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而这种民族主义由于和政治革命、国家发展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又被一些人称为政治民族主义。马克思·韦伯通过对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发展历史的研究，认为民族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它的适当表现就是人们自己的国家，而它在通常的情况下天生就倾向于产生国家”，韦伯还认为民族与政治、国家密不可分，尽管民族与国家不尽相同，但只有与国家联系起来才能进行界定。(42) 这种政治民族主义，将国家认同与人民认同相结合，形成新兴阶级的政治性的民族—国家，在当时起着积极、进步的作用。这种形态的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一是强化国家主权原则及主权意识，注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特别注意实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协调和一致，即民族认同于国家，并因此将国家作为国民利益的保障，而国家认同于民族，则是将民族作为国家稳固发展的基础。二是注意当时的资产阶级和国民主权在新兴国家中的作用。这种近代新兴的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人文观念的产物，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国民在国家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它包含着国民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要求，也包含着新兴资产阶级对政权的要求。因此，欧洲历史上的民族国家最终确立于资产阶级宪政化改造完成之后，是其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历史延续、断裂、再生的产物，是在特定背景下所选择的一条适合西方历史和国情的国家、民族发展道路，也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历史则选择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民族、国家的行进历程。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民族与国家的危机时期，都因为其内部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而保持了自身的行进轨迹。春秋时代，“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时，能在危机中生存自救，说明华夏民族内部有着十分强大的自我调节和应付挑战的机制。春秋时代又进一步强化了自夏以来的民族、国家、文化在认同意识上的一致性，对于中国社会中民族与国家形态的延续，起到重要作用。其后，尽管历经战国时由邦国向帝国的政治一体化和“诸夏”向统一的华夏民族的一体化，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数个大一统和分裂的朝代，华夏民族与国家始终保持独自发展的历程。同时，它也使民族与国家，在政治、文化、民族意识上都表现出一种开放、兼容、内聚的形式与态度。这种形式与态度，本质上对华夏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方向起了定位作用，也促成民族、国家几千年来不断发展，并形成一些重要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的特点。 1.种族的兼容性。自春秋以来，这种民族融合的趋势就更加明显，血缘界限越来越淡化。如在春秋中后期，华、夷交错杂居的状况加剧，夷夏之间的通婚不断发展。例如晋献公与戎女的婚媾，赵国与白狄的姻盟，被视为夷狄之国的秦、楚、吴、越与中原诸侯国的联姻等等。这促使华、夷在血缘、文化上进一步融合与发展。从春秋到近代，在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上，许多周边民族及其氏族、部落，通过和华夏（汉）族在文化与婚姻等方面的交融，逐渐融入华夏（汉）民族大家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尤其是春秋战国、魏晋、宋元明清时期几次大的民族冲突与融合，加速了华夏（汉）民族的发展与壮大。事实上，在中国，不论朝野，不论士农工商各阶层，都承认并注重民族的兼容性，而淡化血缘界限。两汉、魏晋自不待言，以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盛大的唐王朝为例，其最高统治阶层的李氏王族，就是一个典型的胡汉融合的混血家族。据史载，李渊先辈世与关陇少数民族贵族家庭通婚。李渊之母独孤氏、李渊妻窦氏（纥豆陵氏）、李世民妻长孙氏均为胡族，应是世系汉胡混血家族。而唐初高祖、太宗倚重的关陇贵族集团中人，大多为西魏、北周以来之世胄或胡汉混血世族。正是这种胡汉夹杂的世系因素，才使大唐统治者有着空前宽广的胸襟，“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唐太宗语）。(43) 唐王朝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构成大唐文化的繁盛气象。 2.国家对民族的安全性义务。在华夏（汉）族人们的意识中，作为主权的“中国”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汉）民族的不可分割的同一性也成为共识。国家维护统一的职责与民族的和睦、安宁往往紧密相连。它使民族的统一与安全常常成为国家政治安全的最核心问题之一。自秦、汉以来，北防、南征就成为历代统治者最重要的政治、军事要务。不论是秦代修筑长城，还是汉武帝时大规模出击匈奴，都是这种国家、民族意识的表现。在封建国家的视角下，关注华夏民族安危是国家应尽的义务。而在华夏民众看来，国家、政府对民族的安危存亡背负极大的政治责任，“亡国”与“亡种”常常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每当民族危机来临时，人们就将“救亡”与“救国”联系在一起，将拯救民族危亡的期望寄托于国家，期望执政者能领导民众，担负起救亡与救国的责任。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有无数例证可以说明。尤其在近代，当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时，“救亡”与“救国”则成为激励人心的两大时代主题。 3.文化的互融性与开放性。民族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内的认同和对外的接纳、融合是其重要属性，也是民族凝聚与活力的源泉。华夏民族在文化观念上，常常有着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巨大包容力、互融性与开放性。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尊重差异，整合差异。秦汉以来，中国东西齐、秦的邹鲁、关中文化的融合，南北楚、汉文化的交融，不仅铸成中华文化的绚丽多彩，而且也影响了华夏民众互融与开放的文化观念，即不限一域，博采众长。“中国”在时空上虽相对固定，但是在文化上却可以变化，十分开放。只要承认华夏传统文化，承认华夏的政治价值、道德礼仪观念，就可以被接纳为华夏民族。在承认华夏基本价值观念的尺度下，各个民族、各种文明成果都可以渗透、交融于华夏文明之中。这种互动历程，使汉晋、唐宋，乃至元明清等时期，来自东西南北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例如西域的音乐、舞蹈、瓜果、技艺等）不断传入中原大地，与华夏文化融合，形成华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互化、互融，从而影响着华夏文明的进程。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华夏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早已不限于其生成时期的文化范围，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互动、互化的，交融并进的，融合东亚大陆各文明国家、各民族文化精华的产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