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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创办上海南市难民区后，饶家驹又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国内陆地区，积极参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饶家驹认为：“这个经受过考验的实践（即南市难民区）已经拯救了中国很多非战斗人员（这是在我们极其缺乏经验和受到当地极大阻碍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我们有个合理的想法，这个方法能够同样地应用到其他环境或者其他地方。” 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国人士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区，在南京设立国际安全区。而拉贝、华群（魏特琳）、马吉等人在创建南京安全区时，正是通过饶家驹与日本方面进行交涉的，日军拒绝设立安全区的意图也是先告知饶家驹的。1938年10月汉口成立难民区，饶家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日高等多次讨论，形成备忘录，然后赴重庆游说宋美龄，从中方争取到大笔救济资金，同时也与美、英、法等国代表会商。汉口难民区成立时，饶家驹担任委员会临时主席，并说服日军，使难民区免于日军的轰炸。尽管饶家驹曾设法与汉口的日军交涉，但难民区的难民被日军强拉做苦力、被随意逮捕杀害的情况仍大量发生。饶家驹还致力于救助广州难民。1938年10月24日，经中日双方同意，广州设立难民区委员会，并设立了5个救援中心以保护平民。 饶家驹回到法国后，继续推广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此时的饶家驹已经62岁了，但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东奔西跑，为救助难民而奔走呼号。二战结束后，饶家驹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一心救助曾是敌国的德国民众。因劳累过度，1946年9月10日，饶家驹在柏林去世，终年68岁。 1949年8月12日，63个国家的代表在瑞士订立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即《日内瓦第四公约》，该公约对“上海模式”进行了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部完整的关于保护战争或武装冲突受难者的“国际人道法”的法典。现在，这部“国际人道法”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接受，加入该公约的国家已达196个。同样，安全区的概念被普遍使用，联合国安理会也建议并批准推广安全区来保证战时平民的生命安全。 饶家驹曾指出，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向难民提供救济是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饶家驹曾发誓要为不幸的人尽自己最后的力量。他的言行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评价亨利·杜南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贡献时所指出的：“红十字会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活动。”饶家驹堪称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典范。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侵华战争‘慰安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