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康有為、梁啟超與孫中山，由於政見異趣，可謂終身糾結。1925年1月，被邀北上進京共商國是的孫氏，檢查出身罹晚期肝癌，外界誤傳孫已病故。康有為在滬聞之大樂，寫了一首倒填年份的七律詩，以志所懷。3月12日孫氏去世，梁啟超即對報界發表談話，隨後赴孫氏行館弔唁，予孫生平以適當評價。本文就相關史事進行了梳理，揭示康梁師徒對孫氏之死一事不同表態的原因所在。
    关 键 词：康有為 梁啟超 孫中山逝世
    作者简介：李吉奎，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康有為、梁啟超與孫中山的關係，在早期即從興中會創立至辛亥革命爆發的階段，一般說來，研究得比較透徹。其間保革兩派論爭因緣與恩怨，人們已耳熱能詳。民國初年梁啟超支持袁世凱擊敗孫中山、國民黨的史實，更是民初政爭的一部分重要內容，本人曾撰文介紹。但是，孫中山晚年與康梁師徒的關係，尤其是後死的康梁對孫中山去世的反應，似迄未有專文敍述。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國，這無疑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勝利。武昌起義後康有為主張虛君共和，但不為各派政治勢力所認同。在民國建立後的十三年時間裡，康有為曾兩次為復辟清王朝奔走，但均未成功。①康有為是在1927年3月31日去世的，死前做七十歲大壽，遜帝溥儀賜“嶽峙淵清”匾額一方，康對此感慨萬分，寫謝恩折恭謝。對康而言，終其一生，確實是以身為大清臣子為榮。梁啟超則不然。他可謂與時俱進，他可以從事變法維新，也可以與孫中山談合作革命；既可出任民國政府的總長，也可在大學講堂執教鞭。他為了維護共和政權，還與他一度堅決支持的袁世凱決裂。不過，他一直是前立憲派遺緒進步黨、研究系的精神領袖，與孫中山國民黨在政治上勢同水火。政治家的業績，不論成敗，在其身後都免不了受人評論，其中還可能包括死者的朋友和對手。至於這些評論是否公允，是以何種方式表達出來，那就因人而異了。本文所擬揭示的孫中山去世後康梁師徒的反應，便是介紹孫中山的這兩位長期的政治對手對孫的終極評論，以補充治“孫學”者以往所忽略的史事。
    一
    康梁與孫中山的關係開始於19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這個時間也是中國資產階級維新、革命兩派登上歷史舞臺之際：康有為第一次上書清帝，要求變法；革命黨人在1894年組織興中會並在次年密謀廣州重陽起義。孫中山等人當時還不以為自己是“革命黨”，是想倒清興漢，但他們計劃建立共和政府，無疑是要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了。孫中山在其所用的政治辭彙中，把維新、改良、改革、革命視為同義詞，②迄其晚年，並無改變。有此見解，在1900年以前兩派曾討論合作，但畢竟彼此手段、目標各異，合作未能進行下去。應當指出，這種合作的策劃，並不是康有為所樂見樂聞的，他本人更未允許此項策劃。
    從歷史上看，康有為頗厭惡孫中山。興中會成立前，孫中山作為一位名醫，在廣州執業，結交官府、縉紳，誠非等閒之輩。他要求見康有為，但康要他遞門生帖子，為孫所拒。1898年康在日人宮崎寅藏護送下抵東京。同屬逋客，孫想見康，未遂。1900年6月，有所謂孫受李鴻章指使用日本浪人行刺康有為的新加坡“刺康案”，此事之真實性可疑，康在致其家屬函中亦不信真有其事，但他對外宣傳卻指為事實。康在致梁啟超書中還說“昔孫某頻欲害我，汝頗不信此事，然此等事一誤，豈有悔哉！”③據北美洪門大佬黃三德記述：“(孫)妬忌康梁，謂保皇會阻其進行。一九○五年六月，即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孫文來函，竟叫三德謀害康有為。此時康先生正在羅省養病，閉門謝客。三德接到孫文此函，極不以為然。”④類似這些材料，我們今日已無法逐一辨證其可信與否。在非常時期，暗殺活動也不止一二見，例如康黨1900年就在澳門行刺過劉學詢，1909年康徒更刺殺了劉士驥。⑤雖然刺康未成事實，但康對此傳聞屢出而對孫產生惡感，也可謂屬於情理之中。
    孫康兩派間的鬥爭，包括保革論戰與爭奪海外華僑與外國人的支持。保革論戰，從東京、南洋到北美等地，爭論連年不息。隨著時間的推移，保革勢力明顯出現消長趨勢。這種狀況，當然也會使康派人士不快，尤其是美洲華僑，包括洪門領袖人物在內，在清末最後幾年中紛紛轉向革命黨，這也就意味著康派不僅在政治上影響消失，而且在經濟上也日益艱難，從而更對孫中山產生怨怼。
    孫康關係中還有一個死結，便是康有為在廣東的一個敵手劉學詢始終是孫中山的支持者。康派認為，孫劉結合，為害康有為不淺。香山人、進士劉學詢，操縱廣東闱姓賭博，稱霸一方，康有為曾撰文抨擊他。劉曾與聞廣州重陽起義，與孫為友，被參革功名後，轉往上海活動。戊戌變法前夕開復。政變後，自言能除康，於是有1899年7月～9月與慶寬訪日之事。劉抵日後，在日人宗方小太郎聯絡下，與孫秘晤。返國後劉被清廷交李鴻章差遣，隨李赴粵，聯絡孫中山，故有新加坡“刺康案”的發生。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歐洲返國後，與在滬的劉學詢重敍舊誼，劉支持孫中山建立南京臨時政府，孫則促浙江軍政府發還劉在杭州的私產劉莊。武昌起義後，康有為仍居留日本，未敢匆遽回國：南方革命政權既是他所敵視的勢力，實際控制北方的袁世凱又是康在光緒死後通電攝政王請予以誅殺的戊戌叛徒，為安全計，康只能繼續在海外當寓公了。不過，他不甘寂寞，高?{鼓吹虛君共和的主張，此舉被《民立報》指斥其為漢奸。孫中山則主張內外有別。章太炎在東京曾兩次倒孫，武昌起義後又宣傳“革命軍興、革命黨銷”，稱“逸仙不曉國中情偽”，仍持反孫立場。但是，孫在政治上仍認為章是同志，與康有所區別?。1912年1月12日，孫復函蔡元培稱：關於內閣人選及組織用人之道，惟才是稱，不問其黨與省。“然其間尚有當分別論者。康氏至今猶反對民國之旨，前登報之手跡，可見一斑。倘合一爐而冶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對。至於太炎君等，則不過偶於友誼小嫌，決不能與反對民國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講，弟無世俗睚皆之見也。”⑥人們很難指責孫中山的這個見解有什麼缺失，因為康有為當時確實在鼓吹“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即使孫中山肚大量大，汲收康梁加入南京臨時政府，估計康梁師徒也不會參加。此時康梁迅速與衰世凱和解，三年前請予誅殺的“袁賊”，如今化敵為友，與“慰庭總統老弟”取得諒解，由粵人梁士詒牽線，袁氏提供鉅款，招梁啟超返國辦報、組織政黨，為袁政權效力。⑦要之，民元政治變動中，原立憲派(不論國內與海外)之歸心於袁世凱，已成趨勢，而康有為的虛君共和主張，決不可能為各政治派別所接受，這點是無可懷疑的。
    儘管孫康二人如影相随，但康有為一生，都未能與孫中山見面。其實，康有為對革命黨也區別對待。康對孫的印象固然惡劣，但對革命黨人的評價卻是不同。1921年1月20日，康有為在《跋章士釗致黃興書》中提及：“革命黨人以仗義起，以爭權利終，致中國分裂，生民塗炭，然其中固有真愛國而不為利來者，若黃克強、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數人者是也。”⑧這四人中，黃興已去世，汪精衛還未成氣候，吳李則在民黨中並不是主要當權派，權利云云者，很難去評判。康有為月旦人物，自有其標準，但他評論民黨人物，不妨認為是寓貶於褒之中。民党歷來孫黃並稱，甚至不分軒輊。康既以黃為正面人物，言下之意，自然孫是爭權奪利造成國家分裂、生民塗炭的始作俑者了。事實上，他就是如此判斷的，證據就是他所寫的《乙卯人日聞大盜死》的一首七律詩。詩云：“亂國殘民十四年，喜誅大盜自皇天。血漂嶺海戶十萬，命革中華歲五千。赤化傳來人盡畏，黃巢運盡劫堪憐。千刀惜未剸王莽，舉酒歡呼吾粵先。”⑨這首詩，人們不太注意，實際上對康有為來說，它太重要了，值得介紹一下。
    乙卯是1915年，人日是正月初七，西曆2月20日。試問1915年2月20日中國有哪個“大盜死”了呢？沒有。但是，詩中所謂“亂國殘民十四年”，回溯十四年前事，是1911年辛亥革命。革五千年文物政教之命，便是推翻清廷與帝制了。“血漂嶺海戶十萬”，應是指1924年10月鎮壓商團之事。至於赤化之類的用詞，不用說是指廣東推行聯俄容共的政策了。由此判斷，這個“大盜”被“皇天”所殺，入了鬼籍，應是隱指他的終身政敵孫文。1915年乙卯是倒填年份，確切應是1925年乙丑。1925年人日是1月30日。當時孫中山在北京檢查出是肝癌晚期，命在旦夕，立時喧騰報章，海內外廣為傳播。康有為當時住在上海，聞之開懷大樂，詩興因之大發，乃塗抹一番，以志所懷。但是，他為什麼不書乙丑某月某日呢？如果真的是這樣填寫日期，實在是明目張膽了，政治上風險太大，一旦傳了出來，國民黨那幫忠貞之士，豈能放過？所以，便一方面痛加渲泄，另一方面又故作隱晦，示人予謎式標題，讓讀者去思考判斷。此老雖然狡猞，但未免欲蓋彌彰。康有為對孫中山如此深仇大恨，既有政見上的敵對，也有現實中的衝突。如果不是搞“赤化”，如果不是孫中山、國民黨的友軍馮玉祥搞北京政變，驅逐遜帝出京，並且將控制北京的曹吳直系勢力擊敗(1924年4月康有為為吳佩孚寫的壽聯“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方一半；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高度捧吳，便是康聯絡武人搞復辟的重要活動之一)，面對這個敗局，康有為當然對孫中山恨之入骨了。不過，話又說回來，康、孫實在是一對難兄難弟。古人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真是歷史的巧合，以“素王”自命被稱為“聖人”的康有為，與被康有為稱為“大盜”的孫中山，竟然是以矛盾、鬥爭相始終。在孫中山死後，孫的朋友吳稚暉，即上述被康譽為幹革命不為權、利的四位革命黨員之一，寫了一篇題為《以學生領袖而為革命領袖》的悼念文章，內謂，“今日中國為學生與秀才打仗之時。秀才領袖為康有為，康當甲午以後，伏闕上書，漸進而有強學會，而有‘戊戌政變’，而有保皇會。其部下最得力者為梁啟超輩。今日之所謂整理國學，由學生而紳士，而官宦者，皆屬秀才一流。中山先生為四十年前之學生，其主義學說，均由學問而來，故與學生最為默契，是以學生首領而為革命党首領也。其部下最得力者為胡漢民、汪精衛等數人。余從前亦一秀才，後遊學日本歐西，與先生接近，漸入於學生一途。今濟濟一堂，不必悲哀，從此向上進行，於孫先生之主義，必可以發揮而廣大之。”⑩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否為“學生與秀才打仗”的歲月，不知所云，但吳稚暉所指此時孫康影響、衝突仍在，則多少有些根據。至於孫中山是否以學生首領而為革命党首領的問題，李石曾的說法比吳稚暉可能更準確一些，李認為孫中山有三個特點，即堅強、進步與容?{，其中的“容納”，指孫之“主義事業，並非一己之主張，舉凡海外最新學說，及國內社會情形，無不兼收並集，熔化一爐而結之。”(11)李石曾不是孫中山的親信，評論比較客觀，他所指的三個特點的說法，一般讀者都可以接受。但是要康有為認?同這種評價，是絕對不可能的。人存活在民國，但心卻在遜清的康氏，只能將孫定位為“大盜”，造就是康有為之所以是康有為的道理。除了這首倒填年份的“乙卯”人日詩，在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康有為對孫是否尚有何種評論，不詳。倒是其徒梁啟超前往弔唁並說了一番心底話。
    二
    1895年3月4日梁啟超在北京復函湖北汪康年時，首次提到孫中山。函稱：“孫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學，憤嫉時變之流。其徒皆粵人之商於南洋、亞美，及前之出洋學生，他省甚少。聞香帥幕中有一梁姓者，亦其徒也。盍訪之？然弟度其人之無能為也。君所見之人，所聞之事，望時相告。”又謂：“我輩今日無一事可為，只有廣聯人才，創開風氣，此事尚可半主。”(12)這是廣州重陽起義前說孫之事，梁對孫的活動情況並不清楚。汪康年當時在武昌自強書院任編輯事，對孫極為注意。1897年被駐英使館派作監視孫中山東返的三等秘書曾廣銓，與孫化敵為友，與孫交好，返滬後入《時務報》任翻譯。1898年1月，曾陪汪赴日遊歷，並晤孫。此事成為康梁一派攻汪的把柄。此後國內知識界之瞭解孫中山，多與汪康年有關。
    戊戌政變後逃往日本的梁啟超，辦起《清議報》，言詞頗激烈，甚至大談革命，頗有革命情緒。一時間梁與孫交往頻密，且商議組黨之事。但在保皇會成立後，橫濱成為該會重鎮之一，吸引了大批華商入會，橫濱興中會形同瓦解。孫康兩派圍繞大同學校、華商會議所領導權之事，鬥爭激烈。1899年底梁啟超赴檀香山，又瓦解了檀香山興中會。1900年以後，兩派合作已不復可能。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後，《民報》與《新民叢報》開展論戰，保革勢力消長之大勢已無法逆轉。梁啟超乃轉視革命党為死敵，較對西太后為尤甚。
    康梁保皇派雖然在政治上破產了，但是清亡後原立憲派人士在民初政局中成為舉足輕重的角色，是袁世凱政權在政治上的重要支持力量。據梁啟超自稱，袁氏為他在京提供了住房，每月三千元生活費；他抵京後所受歡迎的程度超過了歡迎孫黃的熱度。有了這種禮遇，梁氏及其同夥便積極支持袁世凱以擊敗國民黨。
    民初的梁啟超不斷以政客和學者的身份交替出現。他極希望在財政方面有所展布，但都未能如願。“五四”運動以後，他雖然已出入於書齋和課堂，但是仍想通過文字力量去影響政治，儘管他從政的心思已大不如前。作為一位學者，審視歷史的態度可能較為客觀。他在1923年出版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介紹清末新思想運動的四支主要潮流時寫道：“孫逸仙文他雖不是個學者，但眼光極銳敏，提倡社會主義，以他為最先。”(13)梁深知，在同盟會成立之前，孫中山即宣傳社會主義。《民報》與《新民叢報》論戰中，社會主義更是一個議題。民元孫中山更大力宣傳社會主義，他的民生主義，這時被解釋為國家社會主義，是他終身為之奮鬥的目標。凡此，梁啟超均有深刻印象，故有此評論。這種尊重歷史事實，不帶個人感情色彩的評論，體現了作為學者的梁啟超的學術風範，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孫中山晚年，較確切的時段是在1922年陳炯明部兵變後，孫的內外政策有使人眼花繚亂之感。孫第一次護法，是反對段祺瑞的皖系軍人，為此而與曹吳直系取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次護法，是聯合皖段、奉張，搞“反直三角同盟”，即反對以吳佩孚為代表的直系武人；孫所指斥陳炯明罪狀之一，即係所謂陳聯絡吳佩孚一派勢力。但是，在孫陳決裂後，孫在上海通過李大釗、張繼與白堅武的關係，聯絡吳佩孚，搞孫吳共(共產國際、中共)合作；此項活動至“二七”事件方告結束。在孫吳共合作的同時，孫繼續進行“孫段張合作”，在1923年又加入了與奉張關係良好的舊交通系。這種敵友、分合關係，頗難判斷其政治上的價值取向，聯甲聯乙，皆視一時之利益為進止。在國際上，孫極力爭取日美兩國的支持，對日本期望尤殷，亟欲結成中日同盟，且許日本為亞洲之盟主。1923年2月返粵第三次開府廣州途經香港，則在其講演中極力讚羨英國在香港政制之優越，随後孫系太子派人士在港大肆活動，顯然欲引英國為奧援。但是，西方列強均不直孫氏之所為，諸事無成，於是聯俄成為唯一可行之事。聯俄必然容共，由此而國內工農運動勃興，影響所及，幾乎無遠弗屆，中國歷史於焉而發生根本性轉變，這是國人所共睹的狀況。這種狀況也是孫中山始料未及的。所以，當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國內外評論如潮，其關鍵，莫不圍繞其生平思想與行誼去總結。
    孫中山逝世的次日(3月13日)，北京《晨報》發表梁啟超的訪談錄。這是難得一見的梁氏對孫的公開評論，不妨詳為引錄。梁氏說：“孫君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不公認的事實。我對於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堅強。經歷多少風波，始終未嘗挫折；第二，是臨事機警，長於應變，尤其對群眾心理，最善觀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潔，至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亂弄錢，便弄錢也絕不為個人目的。孫君人物的價值，就在這三件。”“我對於孫君所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在現在這種社會裡頭，不會用手段的人，便悖於適者生存的原則；孫君不得不而出此，我們也有相當的原諒。但我以為孫君所以成功者也在此；其所以失敗者，亦未必不在此。吾們很可惜的是孫君本來目的沒有實現的機會，他便死去了。吾們所看見的，只是孫君的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但以這麼一個強毅機警在民國成立上有深厚歷史的人，一旦失去，實為國家一大不幸，吾們不能不失聲哀悼。”(14)
    梁啟超肯定孫中山的三個特點，意志堅強、臨事機警與操守清廉，是佩服孫品質與作風可貴之處；稱孫是歷史上大人物，在民國成立上有深厚歷史的人；認為孫的死是國家一大不幸，不能不為之失聲哀悼，這是梁氏所能作出的最高評價了。因為梁不認為孫是一個學者，故對孫的理論《孫文學說》、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實業計劃、民權初步等主張，均不予涉及。這個做法雖不免失之偏頗，但對梁而言，他本人的態度也確實如此，實話實說。
    比較有點麻煩的是認為孫“為目的而不擇手段”，雖然可以原諒，但不敢恭維。這句話，梁氏應屬夫子自道。但他以之奉獻給孫中山，孫之黨徒便接受不了，差點出了風波。
    史載，“三月十四日，梁啟超至中山行館弔奠。致奠後，由汪精衛等招待，其談話云：梁問孫先生病逝時情形，汪即略述梗概，並謂：先生自十一日夜半以後，已不能為有連貫的發言，惟斷斷續續，以英語或粵語及普通語呼‘和平’‘奮鬥’‘救中國’等語。梁極感歎，謂：此足抵一部著作，並足貽全國人民以極深之印象也。時有黨員問：昨日《晨報》所載足下論先生為目的不擇手段等語，作何解釋？梁謂：此僅慨歎中山先生目的未能達到。黨員尚欲繼續質問，汪謂：梁君弔喪而來，我們如有辯論，可到梁君府上，或在報上發表。黨員始無言而退。”(15)
    這是一篇很有價值的新聞報導，但人們長久以來並不太重視它。為何說它很有價值呢？首先，是梁氏捐棄前嫌，在孫去世的次日即發表談話，第三日親往中山行館(鐵?{子胡同顧維鈞邸宅)弔唁。這種大度，極為難得，段祺瑞便做不到。孫之左右不乏勇士之流，此行極可能受辱，但憾斯人之不作，他毅然前往，且言行均極得體。文士與武夫畢竟不同，若段祺瑞者，藉口腳病拒絕往弔，此是一種並不高明的行動。其次?，當接待人員汪精衛介紹孫病逝經過，並稱孫臨終呼唤“和平”“奮鬥”“救中國”時，梁稱“此足抵一部著作，並足貽全國人民以極深之印象也”，這是對孫此一遺言最早、最高的評價。當時的中國人尚未發明“一句頂一萬句”之類的辭藻，但汪精衛從孫中山臨終囑咐中挑選出這三組詞語加以介紹，亦足見汪深識孫中山思想的三昧；而梁即刻加以表彰，亦可見梁思想之銳敏，不以人廢言。可惜歷來介紹孫臨終這些囑咐，均不指明此乃汪對梁所介紹，這種缺失，是對歷史的不公正，應予明白指陳。
    三
    康梁師徒對孫中山去世之評論，大體如此。從中不難發現，這兩種評價，完全相反。這是頗為有趣的問题。應當如何理解這種現象呢？
    在對待有政治分歧的人物時，康有為並不是始終持敵視態度的。在戊戌政變後的十餘年中，康視袁世凱為死敵，必欲去之而後快。但辛亥革命以後，他終於與袁和解。梁鼎芬在戊戌變法以前與康有密切關係，1888年康第一次上書後懼政治上受迫害，曾以後事相託。但後來康、梁矛盾漸顯，迨政變發生，梁揭發、責罵康有為無所不用其極。1913年以後，二人心結化解，關係恢復，在1917年7月張勳復辟活動中，該二人成為復辟活動的精神領袖。另外，楊崇伊是戊戌政變的積極參與者，在政治上是康的敵人。1923年冬，為籌劃復辟在洛陽吳佩孚處活動的康有為，與在洛吳幕府中任職的楊崇伊之子楊圻(雲史)結為忘年之交。康為楊圻的《江山萬里樓詞》作序，並題“絕代江山”。另又書“風流儒雅”四字贈楊。楊在《送南海先生序》中以為康“意殊愛我。余則以戊戌政變，先公與先生政見不合，彈劾先生至出亡，未敢作深談，且直告之。先生則笑曰：‘此往事耳。政見各行其是，何足介意。況君忠義士，何忍失之，願與君訂交。’由是大加禮異，為論天下大勢，至夜分握手倦倦，顧梁飲侯、徐善伯曰：‘雲史國士也。其詩海內一人，我至愛之，至敬之。是有緣焉。’”楊氏又說：“余感謝先生愛我之真誠，至不以怨家為嫌，其氣度迥非常人所及。”(16)康有為當然有他的氣度，但其氣度恐怕是基於對現實的考慮。他與袁世凱和解，是因為袁掌握了政權，以強勢主政，麇集在大連、青島、上海等地的遣老們雖不忘故主，但要講復辟，談何容易。所以，終袁世凱之世，康有為並未進行復辟的具體活動。袁既死，形勢丕變，國家動亂不已，群龍無首，復辟勢力浮出水面。康與梁鼎芬的和解即是出於復辟的需要而發。1923年康有為遊洛陽，據說是要策動洛吳參加復辟。楊圻此時總吳幕文案，是在吳左右能說上話的人，康在楊身上下足功夫，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同樣在一個人身上，也有變與不變的問題，一切需視實際情況而定。
    康有為批評梁啟超“流質易變”，梁對乃師亦有所見，謂“啟超與康有為有最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有為常言之，‘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云云。(17)一般說來，學業與治事，總應與時俱進，康氏大言其學三十以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恐是真假參半，不必盡信。但從其在清亡後十餘年仍從事復辟這點來看，在政治上不欲“有進”，是無可懷疑的。如果說，戊戌變法以前，康有為對西方文化的瞭解，主要是通過書本知識的話(他曾遊香港，也到過上海的租界，但這些地方是中國人為主體的社會)，那麼，政變之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他於1898年10月開始流亡海外，至1913年始返故國，其足跡所至，遍及四大洲，經歷三十一國，自稱行60萬里。他對西方的瞭解不可謂不多，對西方國家的典章文物還頗稱讚，但為什麼最終遗堅持要復辟已經倒臺的清王朝呢？為何對進行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孫中山深惡痛絕呢？除了康個人與清王朝的歷史淵源外，更主要的，應是傳統文化在康有為思想中的發酵所致。或許它可稱之曰“康有為現象”。康有為是民初某種群體的代表，這個群體由一批“文化遺民”所組成，而這種“文化遺民”多住在租界與港澳地區，他們是一批復辟分子。在清亡前，其中部分人曾受清廷恩典，時刻不忘大清和“今上”。雖其中部分人並未受清廷多少眷顧，也不見得曾有多少光榮歷史，但基於帝制終結、傳統崩壞，這些孤臣孽子便以光復舊物、承傳文明自任，他們仇視革命、仇視民國，也仇視革命党及其領袖，這就是康有為歡呼“大盜死”而歌之、而詠之的原因。
    至於梁啟超之赴鐵?{子胡同，似頗有“柴桑口弔孝”的味道。他對孫中山之死的評論與弔唁，言行尚稱得體。他也完成了一件大事，為孫梁關係劃上了一個句號，對歷史有個交代。梁啟超對“行者之局”始終不以為然。但是，自1927年6月國民革命軍逼近北京、王國維沉?湖後，梁始感到“行者之局”承接者的壓力。形勢大非昔比，所幸北伐戰爭結束不久，1929年1月，梁即去世，從而免除了許多無法預料的煩惱。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對各式政敵並沒有多少雅量，對梁氏之死也未作何種表示，對於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的政權來說，死去一名它並不見得喜歡的文化巨匠，雖不能說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它實在無所謂悲喜。它還能有什麼表示呢？
    孫中山、康梁師徒都走了，他們的恩怨自然也結束了，留下的是供後人玩索的歷史。
    注釋：
    ①第一次復辟係1917年的張勳復辟。第二次復辟密謀在1924年。有關此次復辟密謀，可參見溥儀《我的前半生》、莊士敦《紫禁城的黄昏》、單士元《我在故宮七十年》、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為》等書。
    ②最先注意到這個問题的，是陳旭麓先生。見《陳旭麓學術文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3～74頁；拙文《孫中山的生平及其事業》，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③⑦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杜，1983年，第422頁；第614、658頁。
    ④黄三德：《洪門革命史》，1936年自印本，第13頁。
    ⑤趙立人：《劉士驥與振華公司血案》，《嶺南歷史名人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77頁。
    ⑥《孫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9頁。
    ⑧該文稱，1913年夏，黄興與康徒麥孺博通款，謂中國國情不適合行共和，願從康所主持，率國民黨擁戴，又勸康另組黨，提供30萬元組黨费。(《跋章士釗致黄興書》，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073頁)今案，章士釗致黄興書不存，康有為所說未知所據，據當時情況，黄興有此舉動，實匪夷所思。是夏黄興忙於反袁，困於經費，何來此三十萬元？康說往往無稽，屬遊談一類，多不可信，於此，則可謂厚誣死者矣。
    ⑨上海文管會文獻研究部編：《萬木草堂詩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3頁。
    ⑩(11)(14)伍逹光編：《孫中山評論集》，上海：三民出版部發行，1925年，第66頁；第72頁。
    (12)上海圖書館整理：《汪康年師友書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81、1380頁。
    (13)《飲冰室文集》，第十冊，專集75，第30頁。
    (15)原刊1925年3月18日上海《申報》，轉引自《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030頁。
    (16)《康南海自編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20頁；《近代史資料》，總61號，第168～169頁。
    (17)《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專集》，34，第65～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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