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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含双重心理 民国时期，诸多史家积极参与通史编纂，通史著作一部接一部陆续问世。时人感慨“每有一种通史出现”，“第一个冲动当然是表示极端的欢迎”。聂崇岐认为，这是因为“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缘故。但是，学界对已出版的通史又常常感到不满意，并由此造成对未来新的通史愈加渴望，这种心理长期隐含在通史编纂思潮之中。 30年代以前，史界对晚清以来辗转稗贩的通史著作及教本感到不满意，是比较普遍的态度。1922年，顾颉刚指出：“现在没有一部较好的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想是大家承认的。”两年后，他在《整理国史非空言所能为》一文中又说：“惟有中国史，从来不曾经过科学的整理，做成一部适当的教科书”，编教科书的人“此钞一段，彼袭一则，做‘换汤不换药’的事业。”1926年，与顾颉刚治学异趣却观感相同的柳诒徵也说：“清季迄今，学校林立，历史一科，人多忽之。稗贩欧风，几亡国性。寥寥可指，夏刘二书（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著《历史教科书》——引者注），夏仅及隋，刘限周季。弦诵之士，患其弗完。乞灵瑞穗，多本桑原。进步之艰，良足痛悼。”顾颉刚、柳诒徵发表此番议论之时，通史编纂队伍尚未壮大，他们的这种心理自然可以理解。 进入30年代，从官方到学界都日益重视通史编纂，通史成果大量涌现，渐成热潮。然而，对既有通史不满意的心理并未消失，这种心理从30年代一直延续到40年代，始终不绝于史界。1930年，罗香林在《拟编中国通史计划书》中说：“现在的中国，要想找出一种可供一般人阅读的中国通史，实是一件不容易事。”1933年，《清华学报》一篇针对缪凤林所著中国通史的书评说：“中国今日没有一本名实相称的通史，是凡人都引为遗憾而学者所引为羞耻的。”1936年，钱穆说道：“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1937年，一篇针对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的书评说：“坊间通行的本国历史教科书简直太多了，然而要找出一本比较令人满意的著作，却是稀少得异常。”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认为：“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直到民国结束，顾颉刚始终认为良好的通史还只能寄望于将来。 史家缪凤林是通史编纂思潮中的重要代表，先后有《本国史》、《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要略》三种通史著作问世。同时，他也先后对至少六种并世的通史提出专门批评。他在称赞钱穆的《国史大纲》之余，同时认为“难免疏漏”，并指出、校正其中20处错误。缪凤林自己的通史著作在受到部分好评之外，也遭到各方面的质疑与指摘。学界对既有通史的不满意与对未来新通史渴望的双重心理并存，有时候甚至互为循环。在从事通史编纂的史家群体之中，这样的双重心理促发了他们在通史编纂上的接力赛跑，不断前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