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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一些经验 对既有通史理想程度的评价很不一致，是当时通史编纂思潮中的一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大概在于史家对“理想”的看法本身就不同。40年代末，一位热心通史的普通读者在比较数家通史著作后说道：“这些著作，各有长处，但读者看法不同，口味有异，见仁见智，也就很难说哪一套比较最好。”1942年，史家蓝文徵在所著《中国通史》的叙例中，指出当时的通史编纂实际是“义陈盍各，家家异撰”。身处通史编纂潮流之中的各路史家，在通史议题上往往是各自表述，在实际行动上各显神通，通史编纂思潮呈现出一种多元并进的景象。 第一，参与通史编纂的史家群体多元。1933年，夏鼐谈及中国通史写作，将当时的通史作者分为三派，其一为“守旧之右派，如柳诒徵及缪凤林辈，以中国旧有之历史哲学为基础，以整理旧史”；其二为“新起之左派，以新输入之唯物史观为基础，大刀阔斧地构成中国社会进化史”；其三为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中央派，以西洋史学方法，“考据入手，逐渐整理”，“尚未敢着手贯通五千年之通史也”。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将近世史家概括为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三派。就通史来说，夏鼐与钱穆的观察有同有异，派别划分亦未尽一致，但都认可通史写作的史家群体是多元的。其实，就夏、钱所分之派别而言，同一派别中的不同史家亦有明显差异。 第二，通史编纂方式及表现形式多元。就通史编纂方式而言，有一人独撰之作，如《国史大纲》，亦有少数几人合作，如《中国史纲》、《中国通史简编》。而顾颉刚甚至希望成立“中国史学会”，以几十人的队伍分工合作的方式，撰写中国通史。就通史的表现形式而言，当时史家以各自对通史的理解，各尽所能地进行多元化撰述。在史学理论体系上，在普遍的进化史观之外，唯物史观的成果亦颇丰富，另外还有各有所见的“历史完形论”、“历史两周论”以及钱穆“以记诵考订派之功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的通史体系。就史料选材而言，有偏重利用传统正史史料者，亦有将考古资料、民俗史料、民族史料并用者。就体例而言，在章节体的主流之下，还有“以章节体辅之纪事本末”、“分类纪事本末”以及纲目、史话等诸多体例。在语言表达上，有的用文言，有的用白话，还有自称以说故事的方式。顾颉刚为了通史之普及与对外宣传，一度考虑以历史演义和大鼓书以及翻译为外文的方式，来展现中国通史。 民国时期，通史编纂成为一股持续不衰的思潮，吸引众多史家纷纷参与其中，并形成数量可观、总类丰富的通史成果。当时的通史著作或许未臻至善，却体现出民国史家在通史议题上的不断探索与坚持不懈，也体现了新旧史学交替转换过程中史家在史学建设发展上的自觉意识，成为民国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民国时期的通史编纂，为新中国的通史编纂积累了一些经验，打下了一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史编纂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大大提高。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