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盛时期（1924—1937）：群贤闪耀竞抒毫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清华大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自1925年设立大学部，建立国学研究院，次年陆续建立文学系、历史系、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等，到1928年成为国立大学，至30年代梅贻琦掌校之时，清华已经全面崛起，成为令人瞩目的现代意义上的高水平大学。在此期间，清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师云集，学报也刊载了这些名家的大量论著，体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的发展水平。 1924年6月学报复刊，重编卷期，改为半年刊，至1928年6月第5卷第1期出版后，编辑事务因故停顿。1930年6月、11月和1931年10月分别出版第6卷文哲学号、自然科学号和社会科学号3期。1932年和1933年仍为半年刊。1934年1月起改为季刊，至1937年7月后因战事停刊。在此期间，学报共出版12卷、31期。自1930年第6卷出现英文论文起，采取中英文混排。另复刊后采取文理混排，但自1931年4月创办《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后改为《科学报告》）系列学刊之后不再刊发理工类论文。 这一时段的编辑部由教师组成，总编辑（或编辑部主任）先后为陈达、杨振声、浦薛凤、吴景超、朱自清，成员则多为本校各院系的著名教授，如朱彬元、吴宓、郑之蕃、钱崇澍、谭唐、杨树达、赵元任、赵学海、唐钺、叶企孙、冯友兰、蒋廷黻、翁文灏、金岳霖、陈寅恪、吴有训、熊庆来、陈桢、顾毓琇、燕树棠、刘文典、俞平伯、闻一多、萧公权、陈岱孙、王力、潘光旦、陈铨、雷海宗等。编辑部成员各期不一，多则达35人，少则7人。这一时期的作者群与编辑群体依然有很高的契合度，除少数校外学者或本校学生外，作者通常曾名列编辑部成员。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编辑成员中有不少是初创时期的学生编辑，后来留学归国受聘入清华担任教职者。 复刊后的《清华学报》，以“研究学问为宗旨”，并在编辑引言中进一步阐明“以为求学的态度，应以诚实两字为标准：第一，要存一个谦抑的心，然后实事求是，平心静气，来研究学问；第二，要有科学的精神，然后求学的方法，可以渐趋精确稳实，脱离虚浮的习惯”。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报主要刊发学术研究成果，另有少量书评。学术论文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居多，也有少量理工科论文，比如周培源、萨本栋、顾毓琇、叶企孙、杨武之、吴有训、陈桢等均发表有重要的科学论文。书评部分则是对中外新出版书籍的作者、内容、方法、思想的介绍。 这一时期的作者在学术研究中引入西学方法或视角研究中国文史哲问题或中国社会问题等，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论文，可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现代化转变的缩影。比如语言文字学领域，包括赵元任《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年4卷2期）是他对北京方言研究的一部分，对相关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刘复《图式音标》（1927年4卷2期）是其早期实验语音学的探索成果之一；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年11卷1期）是呼吁中国现代汉语文法革新的“开山之作”，也是王力致力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起点。历史研究领域，比如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1924年1卷1期）探讨地理分布对于明清学术思想变迁的影响，而他的研究思想又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王国维《鞑靼考》（1926年3卷1期）以汉文古籍与少数民族古代文献互相补正，考察了“鞑靼”这一古代族名在明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的演变。哲学领域，比如金岳霖《不相融的逻辑系统》（1934年9卷2期）主要讨论不相融的逻辑系统，论证不相融的逻辑系统不是概念实用主义的一个证据，体现出逻辑一元论的思想；冯友兰《原儒墨》（1935年10卷2期）主要讨论儒家与墨家的起源问题，指出儒家与墨家两派教义与其后地位之不同缘于二者之不同社会背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吴景超《近代都市化的背景》（1933年8卷2期）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商业发展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导致近代都市化之主要原因，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中国要改变贫弱之现状，只有进行都市化发展；陈达《人口变迁的原素》（1934年9卷1期）主要讨论人口变迁的生育率、死亡率、自然增加率三个要素，并简要分析中国人口变迁的原因与发展趋势。学报还发表了张荫麟、李俨等人关于科学技术史的多篇开拓性著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