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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教女性的差异 面对中共的妇女教育活动，华北乡村社会并非如一些研究及资料所呈现的那般群起响应，接受过程也并不是一个“政策——效果”的线性过程即可简单概括。处于不同生存环境下的乡村女性，对新的教育形式、内容以及中共干部的动员也有着差异性的因应和选择。 (一)可见利益之趋 参加教育活动的多是接受新事物的意愿和能力较强的青年妇女。如山西栗城县口则村愿意上课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她们都不受家事所累，求知心浓、记忆力强。[9]阜平县城南庄学习较好的也是青年妇女和没有小孩的壮年妇女。[10]就阶层来看，受教妇女多是中农和富农家庭出身。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提到的河北鹿泉县暖水屯村“无忧无愁的媳妇们和姑娘们”便来自上述家庭。[11]P278冀中饶阳六区12个村的统计显示，中农、富农家庭的妇女参加识字班的人数占绝大多数。[12]P141榆社县桃杨村妇女参加识字班的也多是中农。[13]贫农不参加的原因，多是担心自己因穿着不体面被嘲笑或怕耽误了自家生产劳作。[14] 妇女接受教育的动机也各不相同。一是因无文化的掣肘，下决心学文化。北岳区的马青花家境贫寒，因不识字无法与常年外出的哥哥和父亲通信，为此她开始学习。肃宁县生产模范吕桂荣在织布组里因不识字、记账不清晰，遂下决心努力学习。一名叫郝玉城的妇联主任，因不识钞票花错了钱，主动要求学习。[6]1743，749，757二是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和生活的牵绊。暖水屯村上识字班的姑娘们“脱出了家庭的羁绊和沉闷，到这热闹地方来，她们彼此交换着一些邻居的新闻，彼此戏谑，轻松的度过一个春天”。[11]P278三是为求得各方面的彻底平等。如涞水县一些农妇分到土地后，经济和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她们认为若要平等必须多识字。该县河东村9个妇女加入了初小，郑家柱村20多个青年妇女，从土改后每天都在学识字。[15]四是出于对婚姻问题的考虑。如阳城县匠礼村的吴小花与丈夫感情不好，她试图通过到村外学习达到离婚的目的。同村的小乙对丈夫“不精干”的长相和负伤的身体早已心存芥蒂，军人的身份更令她深感离婚不可期。外出学习成了她暂时忘记婚姻不幸的寄托。[16]此外，有的年轻女性将学习文化当成嫁干部的敲门砖，抗属则将其看作婚姻的保护伞。还有的妇女怀揣当干部的梦想参加学习。[15]也有的女性接受教育是“受了家庭的指使，好多知道些事情”[11]P310-311。 (二)实际生活之虑 出于对传统、家庭、实际生活等方面的考量，仍有一部分农妇拒绝接受新式教育的洗礼。 首先，传统的现实哲学让妇女对识字运动不以为然，“她们只知道，‘人活一辈子谁不是为吃穿，寻上婆家跟着人家过吧。’嫁到婆家当公婆、丈夫和锅灶的侍奉者，环境造成了她们不会也不可能产生别的想法来”[6]P736，“妇道人家念啥书？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识字没啥用，认不认字还不是一样过日子”；“鬼子打来了，念几个月书有啥用”。[17]P127 其次，来自家庭的阻碍也成了妇女难入校门的重要因素。受“重男轻女”、“女人是家里人”等思想影响，华北民众对女子接受教育多持否定态度。有的认为，“女子是外人，念书不顶事，白费工夫，就是识了字，常在家坐炕，还要字做甚？”[18]有的认为，“供女子上学是白搭，让男孩子上学，可以求名求利，一个女子上学，对父母的生计吃饭穿衣，不关紧要”。[6]P735他们还认为，“大姑娘小媳妇在外边跑是伤风败俗”。[3]P237“女人天生下来就是推碾做饭抱孩子，走出大门学文化还能学出个好来？！真是瞎胡闹”。[8]P70旧有观念的作祟让一些老妪既看不惯妇女走出家门后的“疯闹”，也担心儿媳妇“开脑筋”后对自己权威产生威胁，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让年轻妇女接受教育。[7]P99，[19]若妇女接受教育，轻则被辱骂，重则遭殴打。 第三，从贫穷的现实来看，女性识文断字不如纺绩织纴、贴补家用来得实际。因学习耽误生产是当时乡村民众对妇女教育最大的担忧。妇女自身也多有顾虑和实际困难——有的抱怨道，“活都忙不过来，哪还有空念书”、“俺有孩子不中啊”。[17]P127生活的现实困境使得妇女教育在推行过程中阻碍重重。如阜平县城南庄在1939年便成立了民校，但该村妇女多因家中事务繁忙并未参与其中，直到1942年这种局面才得以缓解。[10]还有的妇女因学习影响休息，对识字班、民校、冬学坚决抵制。有些地方最初在推行妇女教育时以唱歌为主，壮年妇女因其耽误家务劳动而不愿参加。[20] 面对乡村社会的拒绝，中共的妇女干部做了大量努力。首先，各级妇救会干部深入到村户，晓以利害，耐心细致地说服动员。如一个曾从事妇女识字班动员工作的干部说，“谁家有个小媳妇、大闺女，我就上她家，动员人家上识字班，挨家去，还拿着‘白黑票’(地方钞票)，说你不认识‘白黑票’，十元钱当五元钱花。”[21]P491安新县小营村妇救主任每天都招呼一个不愿学习的妇救会会员一块儿上学。[6]P747 其次，妇救会干部登门做老年人的思想工作，讲解妇女没文化、受压迫的道理。妇救会还多次召集老年妇女开座谈会，说明识字、写信、记帐对家庭的好处，目的是让她们明白利害后，动员自己女儿或儿媳妇参加学习。对个别坚决反对妇女学习文化的顽固分子，妇救会在进行说理斗争的同时配以物质处罚，迫使其允许媳妇出门学文化。如藁城县南席村一婆婆不支持儿媳进识字班，妇救会就利用集日让群众对她进行说理教育，迫使其同意。[3]P238阜平县一区辛庄村一老太太曾因阻拦儿子和媳妇上冬学被处罚。[6]P738 第三，家务缠身是妇女走不出家庭参加学习的主要原因。为了让妇女能够摆脱家务琐事的牵绊，妇救会的干部主动上门帮助干活，使其能有时间外出学习文化。[3]P237 第四，妇救会利用黑板报、屋顶广播、短剧进行宣传，反复说明妇女上学识字的重要性。此外，妇救会还寻求工会、农会等组织的配合，并要求男性干部带头发动他们的家属参加文化学习。 观念的掣肘、利益的考量、生活的牵绊以及家庭的阻挠都让妇女走不出家庭的“围城”，无法平衡生活与学习的关系。勉强建立的识字班也因生源的不足和加入者的心不在焉而濒临破产。中共妇女干部锲而不舍地动员与说服、对女性生活的实际考量以及形式多样的宣传都使妇女教育在华北乡村有了存在与成长的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