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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妇女教育的影响 (一)思想启蒙与命运改变 妇女受教育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生活层面。相较于识字和对战争形式的了解，妇女们更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掌握一些诸如妇婴卫生、婚姻政策、反家庭暴力等能切实改变自己生活境况的知识。她们很多人在识字班、冬学中懂得婚姻法律条例后，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婚姻权利。同时，识字班的成立也令广大妇女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抗战歌曲的学习丰富了她们的精神生活；秧歌队和剧团的成立、男女混合编排文艺节目，增强了妇女们集体活动的能力，铸造了她们团结互助的精神。 很多妇女在接受教育后有机会进入广阔的世界。如目不识丁的梁凤鸣通过刻苦学习，会写信、也能写简单的工作报告，后被选拔为该县洪子店区的妇救会主任。[8]P129-130芦龙县五达营村的刘玉琴因家境贫寒，8岁时被卖做童养媳，备受虐待。1943年该村成立识字班，刘玉琴接受教育懂得了抗日救国和反对压迫、争取自身解放的道理。在妇救会干部的帮助下，刘氏解除了童养媳关系，脱产参加了革命工作。[3]P242还有许多青年妇女升学到了高级识字班、初小、高小，个别妇女还在识字班担任教员。如安新县郭里口村妇救会干部邓青，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学习，不到半年时间就能写信和看一些简单的文章，后调到大王二区做妇救会工作，还担任过识字班的教师。[7]P129-130山西榆社县李峪村的张莲因识字积极，毕业后被分配到台曲村任小学教员，后又调到屯村任初小和高小的教员。[30]P215 (二)妇女参战与干部储备 首先，将妇女动员出了家庭，提高了其文化水平，调动了她们参与战争与革命的热情。如1940年冬冀南三分区妇救会紧抓冬学工作，“将青年妇女均团结与组织在冬学之中，学字、唱歌、听讲、有的还做游戏上操，仅仅只是一个多月的时光，有七十多村的青年妇女均团结与组织在妇会的周围”。[31]妇女学习文化后“到处流传着抗日小调，对群众胜利信心的鼓舞是起了一定的作用”[15]。在知识的熏陶下，妇女们转变思想，提高政治觉悟，“半数以上的妇女知道抗战是长期的，对抗战能胜利坚定了信心。知道了日本是小国，而中国是大国。”[6]P484气节教育也对妇女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妇女干部工作也有了“本钱”，“有些妇女通过学习还能读报、看文件，搞起宣传动员来更感到得心应手，处处方便”[3]P178。 其次，通过妇女识字班，选拔了一批妇女干部，为当时妇女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有的地区在成立妇救会之前，先建立了妇女识字班，在识字班学员和教师中发现、选拔妇女干部。经过识字班的培养教育，一批妇女干部很快成长起来。如丰润县二区杨家屯村某妇救会干部上识字班后，每天边烧火做饭、边在地上用火棍写字，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后脱产参加了抗日工作，成为当地革命工作的骨干力量。蘑菇台村的妇救会主任徐田起初大字不识，经过识字班的学习，提高了觉悟，参加了革命。[32]P212左权二区堡则村也是通过识字班提拔和培养了干部，为妇女工作补充了新鲜血液。[24] 第三，通过妇女教育建立了基层妇女组织。有的地区先动员妇女走出家门组成妇女识字班，然后再从中发现和培养作风正派、有政治觉悟的妇女，组成妇救会。如太行三地委城关的妇女识字班于1937年10月成立，该识字班中的大部分妇女被培养为干部，成为1938年正式成立的妇救会的骨干力量。[33]再如时任房涞涿二区妇女部长的梁国英在回忆动员妇女参战时说，“我们就到各户，一家一户地去动员，给她们讲抗日主张和妇女解放，动员她们学文化，上识字班，教给她们唱妇女解放的歌。发现个别进步的积极分子，先把她们组织起来。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有一部分村建立了妇救会组织。”[21]P248 第四，通过妇女教育增强妇女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感。各根据地政权组建的妇女识字班、民校、冬学给妇女带去了新的信息，也为妇女切实解决了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许多妇女高兴地说，“多亏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有了识字见世面的机会，有了翻身解放的今天。”[7]P130 在战争与革命亟需人力的情形下，乡村妇女教育得以展开。虽然初衷并非完全以妇女为中心，但也改变了部分乡村农妇的命运，让她们因识文断字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及解放的可能。当然，其中获益最大的仍是中共自身，它不单单通过较为和缓的方式将妇女动员出家庭，同时还大大提高了她们的觉悟及对中共政权的认同程度。 抗战伊始，中共赋予乡村妇女“识文断字”的权利，然而求学之路并非坦途，她们不但未全盘接受识字班、冬学、民校等多种教育形式，反而根据自身需求进行着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激进的革命意志与迟滞的传统观念时刻进行着博弈。革命出于救亡大于启蒙的考虑，对乡村社会的现实做出政策性调整。中共所推行的妇女教育以识文断字和贴近现实的教育内容为主，辅以政治与军事的学习。此种教育因切合乡村女性的实际生活而得以推广，革命与传统的嫌隙也得以消弭。这种融合，一方面给予乡村女性获得新生活的契机，部分妇女的生命轨迹得以彻底改变；另一方面也使中共及其颁行的各项政策在基层社会的认可度逐渐提高，为其最终取得胜利打下了基础。 推而论之，当下的中国仍需汲取70年前的经验教训，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改进教育的普及手段，改善乡村女性受教育的环境，推动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为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半边天”而继续努力。 ①何黎萍：《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妇女教育特征考察》，《安徽史学》2006年第3期；程凤森：《苏区妇女教育初论》，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王克霞：《沂蒙抗日根据地妇女教育探讨》，《教育评论》2012年第3期；周锦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女性文化教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1期；张静：《中国共产党与女子教育述论(1927-1949)》，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徐爱新等：《抗日战争时期河北农村女性的识字运动及其启示》，《科教导刊》2013年第2期；张玲：《延安时期妇女教育政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科技大学，2014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