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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的偏离与调整 在具体实践中，部分干部急于求成的做法和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令妇女教育在推行中出现了偏差。 (一)妇女教育中的不切实际 乡村妇女们大多不能自觉地去上课，其原因主要是：1.学习动机不纯，上学的积极性不高。2.敌人谣言的蛊惑。[7]P23.无集体生活的经历，学习散漫、迟到早退现象时有发生。[22]4.家中事务繁杂，妇女们根本无暇学业，学习效果不佳。中共的一些干部在发动妇女识文断字时并未考虑妇女们生活的实际情况，强人所难致其嗔怪不已。如寿阳县芹泉太平村，农忙时妇救会还让妇女上民校，群众对此极为不满。一名叫李三妮的妇女抱怨道，“受上一天，乏得不行还得上民校”[23]P28。 在遭到传统再三抵制后，一些干部们的行为略显过火。如保德县一妇女先后四次被干部动员上识字班始终不愿，后被关押。[24]北岳三分区有些妇女因孩子太小不愿参加识字班而被处以较重的惩罚。[15]冀中一些地区组织的民校和妇女识字班强迫妇女集体上课，一旦发现缺席，就罚没缺席者家中的粮食[25]。阳城县匠礼村曾对不上识字班和不会唱歌的妇女进行过物质上的处罚[26]。献县曾罚过两户不上识字班的女性，此后该县妇女表面积极，实际消极怠工。[27] 枯燥无味、脱离实际的学习内容也令一些妇女中途退出。如曲阳县民校授课内容不切实际，学员们都不愿意上民校，“觉得学不了什么，白耽误时间”。[28]冀东五区北郑庄组织的妇女识字班，开始时参与人数较多，但由于没有课本且所授内容十分枯燥，参加的妇女感觉索然无味，致识字班出勤率直线下降。曲阳县南故张村成立妇女民校较早，但学习内容与实际生活脱节，不能满足群众的学习需求，学员学习情绪不高，迟到早退现象严重。教师的教学方法死板无法提起大家的兴趣，上课时睡觉和做针线活的大有人在。[6]P747，739就当时妇女参加教育的实际效果而言，很多妇女并没有什么进步，这令家长对妇女教育更加不认可。曲阳县一老妇抱怨道，“我那个闺女还当合作社的干部，一个大字也不识，她弟弟偷了她五十块钱，她也算不清多少，模糊可不轻，还上学哩！”一些乡村女性干部也对妇女教育诟病不已。如曲阳县一妇女干部说，“我算没有一点希望了，要说一点也没有学是假的，学了一点政治，可是讲的什么谁知道呢！”另一妇救会主任也说，“说老实话，我不愿意上学了，学不了什么东西，要不上又恐怕比外村的落后。”[28] (二)现实生活的回归 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各级政权运用切合实际的方式予以解决。如“四三决定”中明确规定，“对于妇女文化的政治的教育，应通过生产方式去进行，如提高生产技术，认识有关生产的文字，编制在生产时的歌曲小调等。”[6]P33在此规定的指引下，华北各根据地开始纠偏。如任丘县南关确定了“生产学习两不误”的方针。教育和生产的结合，一方面不仅没有耽误生产，还调动了当地妇女劳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打消了该地民众因妇女学习而误工的疑虑。该地区王大俭的母亲说，“俺家不怕耽误功夫，多学习就好，俺大俭不听说，现在上了识字班，可听话了。”该村的识字班由于将学习与生产结合得很好，吸引很多壮年妇女参与其中。[22] 各地政权考虑到妇女的实际生活状况，在上课时间、分班安排等方面做了较为细致的调整与布置。上课时间更加机动灵活。如太岳第三专署规定，“妇女上冬学时间应和附近村镇的集市时间调开，如大洋是五、十集，堰张是三、六、九集，因为好些妇女要到会上卖针线活和卖营生；我们在这天叫她们上冬学，她们一定不愿意。”[29]P490再如任丘郑河国村，有一段时间纺线盈利颇丰，很多妇女专心纺织，致识字班中迟到早退或缺席现象增多。鉴于此种情况，该村改为分组上课，识字班的出勤率有所提高，迟到早退现象得到改善。[22] 分班安排方面。考虑到男女混合编班与乡土观念不符，一些地区根据性别及年龄来划分学习小组。如寿阳县的妇女冬学根据年龄的不同，授以不同课程，“青年妇女主要以文化为主(包括三分之二文化，三分之一的政治政策)壮年妇女要以政策、土改、生产、婚姻和时事政治为主”。[23]P32还有的地区根据妇女的具体学习情况来划组编班。如任丘郑河国村根据学生文化水平分了两个班，分别学习不同的识字课本。经过一年的学习，学员都有了进步，但同班学员学习成效仍参差不齐。后根据妇女们的要求，又重新编了三个班，各班又划了小组。[22] 同时，妇女工作者将工作进一步做实做细：1.调整上课地点。太岳第三专署认为，“妇女冬学最难召集，应听取妇女群众意见，找一个她们都愿意去的地方进行，不要和学校混在一起。”2.顺应乡村社会对妇女的称呼。“一般妇女冬学不应该强问人家的姓名，免得群众感觉不惯，如必须要有称呼时可称为：××家(××代表他男人姓名——引者加)××妈(××是他儿子名——引者加)……”[29]P4903.规范请假制度。任丘郑河国村妇女识字班规定，“一、病假、事假不减分；二、早退、迟到减二分；三、犯纪律减三分(犯纪律主要是上课乱闹不听讲)；四、旷课减五分，三次即向同学道歉一次”。一些地方为了减少来自家庭对妇女教育的阻力，提出要“尊重老人的正确意见”，并要求妇女“上学别和家里闹意见”。[22] 各地政权的积极调整使妇女教育步入正轨且稳步发展。当父母或公婆看到自己的女儿或媳妇“识了字，懂了理，做活又多，还学会了过日子的事”，都夸“上民校真顶事”。大成县马庄村宋春凤的婆婆本不愿让宋上学。后因宋春凤编草鞋能挣钱，还抓紧时间干家务活，婆婆的态度转变并主动提出，“我做吧，你们快去上学，又识字又生产真好。”[6]P752任丘郑河国村陆春格过去与父母关系不睦，上识字班后对父母的态度改变。她母亲十分欣慰地说：“看俺春格自上识字班后，不像那样生性了”。[22] 政策的日益实际，各级地方妇女组织的领导有方，家庭的大力支持，妇女们的积极加入，使传统与革命、群体与个体之间开始良性互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