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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量化分析基础上得出结论 有学者认为，计量史学的理论陷阱之一，就是基于偏颇预设而进行看似科学的实证统计，结果有可能得出背离历史规律的结论。该书作者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因其长期浸淫于清代官僚人事档案，全书在量化分析基础上得出一系列结论。 比如，满人和旗人选官权力优势最突出，乾隆朝以后这种优势更显著。旗人占全体引见文官的14.2%，占雍正朝、乾隆朝引见绿营武官的15.3%。旗人的选官优势还体现在任职层级高、科举功名偏低、年龄偏小等方面。 再如，文官籍贯分布是不同政区和地域人员占有选官权力资源的体现。文官区域分布的总特征是西多东少，南北大致对等，京畿和江南是两大人才中心，两大中心官员总量约占全国的40%。湘军、淮军兴起后，湖南、安徽等地构成新的选官人才区域。各省籍文官比例与科举、人口等因素相关性较大，其中各省进士比与文官比相关性最大。因京城是权力中心，最具选官优势，很多人改籍顺天府。此外，清代引见文武官员少报年龄约3岁，文官的实际平均年龄约为47虚岁，武官平均年龄约49虚岁。 又如，雍正朝分析案例表明，京官和地方官“双向任职”的重点是京官外任知府。在清帝国省—府—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中，朝廷控制省级大僚嫌不足，而千余县级长官又不好牵制，于是重点控制200余府级长官。书中提出，清代文武官员互转以旗籍为主体，汉人文武互转事例罕见。文武互转在乾隆朝以后逐渐增多，光绪朝、宣统朝事例最集中。而雍正朝、乾隆朝引见绿营武官的籍贯分析表明，陕甘籍官员以功绩、福建籍官员以水师技能分享选官特权。 综上，该书有关清代职官的实证和量化分析研究，为深入认识和全面把握清代官僚制度提供了多方位、多角度的史学观察，于清代政治史、科举史、人才地理等学科均有一定的数据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