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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先生学问渊博，中西兼擅，他自己最为看重的，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这是他起步最早的学术领域，也是他用功最深的学术领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谈到“学贯中西”，惟一良先生平生不作第二人想。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分裂时代。这里，南北朝只是一个传统称谓，实际上，魏晋200年，除其间短暂统一过37年外，也都是南北朝。在这个南北朝时代，既有对峙，也有合作；既有战争，也有和平；既有民族大分裂，也有民族大融合；既有继秦汉之往，也有开隋唐之来。也许正因如此，才显出其独特魅力，才引起历史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在这个研究领域，名家辈出，大师荟萃，为其他断代史研究所鲜见。而周一良先生，即为其中重要一员。 赵和平先生主编的《周一良全集》，分为四编，皇皇十巨册。其中，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约占三分之一强，包括第一册《魏晋南北朝史论》（上），第二册《魏晋南北朝史论》（下），第三册《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九册“论学杂著”中《世说新语》《魏书》《北齐书》《南齐书》《梁书》五书批校等。《魏晋南北朝史论》（上）的原本为中华版《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论》（下）的原本为北大版《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原本为中华版同名著作。其中，除《札记》基本维持原貌外，前二书都经过分合重编，最显而易见的，是将其中关于佛教与敦煌的论文，归并到第六册《佛教史与“敦煌学”》。也就是说，《全集》十册，有将近四册属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见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一良先生学术领域中的份量。 一良先生学问渊博，中西兼擅，他自己最为看重的，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这是他起步最早的学术领域。一良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即1934年《燕京学报》第18期刊出的《魏收之史学》，当时他年仅21岁。魏收之《魏书》，向有“秽史”之名，千余年来，贬多褒寡，难有定论。本文从魏收的为人，今本《魏书》的由来，《魏书》的取材、体例、书法、事实、论断，进行梳理，为《魏书》翻案，立论严谨，甚为可观，展现了史学工作者的良好素养。其二，这是他用功最深的学术领域。1936年，一良先生燕大研究生毕业，到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在历史组组长陈寅恪先生指导下，专门从事魏晋南北朝民族问题研究。一年后，撰成《论宇文周之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三文，取材宏富，除了中国传世载籍，还充分利用了西陲新出写本、中原新出墓志和造像碑、日本藏宋版书和日本学者研究论著等，很早就奠定了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 关于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此前已有不少同仁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评骘，一良先生自己也做过简要的归纳和总结（参阅一良先生《我和魏晋南北朝史》，原载《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再刊《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中华书局，2010年7月），虽不能说题无剩义，但可供发掘者确已不多。作为晚辈后学，我只能高山仰止，实不敢妄赞一词。如果必须品量，我只能说：一良先生的研究成果，属于“芝兰入室久弥香”（南宋周必大《次韵秋日禅房》诗）者，不会因时代变迁而失去价值，只会因经得起时间检验更加芬芳！这里试举三例： （一）前揭《魏收之史学》为《魏书》翻案，可以得到新材料的验证。我曾撰《〈魏书〉中关于李庶先世郡望的公案》，就史称魏收撰《魏书》，记李庶先世郡望为梁国蒙县，云其家贫贱，遭到李庶投诉一事，进行考证，特别根据新出《北齐李云墓志》，对李庶先世郡望按时间做了梳理，证明《魏书》记李庶先世郡望为梁国蒙县，云其家贫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二）前揭《论宇文周之种族》主要认为“自来谓北周宇文氏出于鲜卑，其说实不可信；宇文周实匈奴南单于远属，载籍斑斑可考，谓出于鲜卑者诬也”。后来，姚薇元先生撰《北朝胡姓考》，也认为“宇文氏出自匈奴……为匈奴种”。现在，新出《西魏宇文测墓铭》也说：“其先建邦辽海，号大单于国。”我们知道，单于为匈奴称号，鲜卑则称可汗。宇文氏先世曾在辽海建大单于国，故称其出自匈奴南单于远属，为匈奴种，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三）一良先生《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观点，即认为东晋渡江，“有些制度并未沿袭洛都之旧，却采用东吴的办法”。我与宋少华、罗新合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根据新出吴简多见“入钱毕，民自送牒还县，不得持还”记载，指出《晋书·刘超传》记超于东晋初出补句容令，云：“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结评百姓家赀。至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这种由民自书家赀讫，又自送函还县的制度，应属东吴旧制。证明一良先生关于东晋渡江曾沿用东吴旧制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