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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钺先生排名第二，一良先生没有异议，或以为是因尊长之故。缪钺先生1904年出生，较一良先生年长9岁，似乎有理。其实却不然。民国学人虽然都能“文史不分家”，但“文史兼通”者多，“文史兼善”者少，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惟缪钺先生能独树一帜，无人可与颉颃。其《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一文，从五言诗之流变，谈及融合玄释和调剂声律；《〈文选〉与〈玉台新咏〉》一文，从二书遴选诗文标准不同，谈及宋齐以来社会变化和诗文风气递嬗，均为纯粹史家所不能言。此外，与缪钺先生工诗相较，一良先生还完全不能诗。一良先生曾在不少文章中谈到自己不懂音韵。其《两般秋雨庵随笔》题记更云：“幼年读本，不忍弃之，实则当时理解甚少，不能作诗，尤为痛也。”按《随笔》凡八卷，晚清梁绍壬著，内容丰富而以谈诗为多，文笔佳绝而又不难索解，故清末民国以来，家塾党庠均列为童蒙学诗必读之书（我少时学诗，亦曾通读过两遍）。一良先生幼读《随笔》，却因理解问题不能诗，故引以为痛。因而，一良先生对缪钺先生排名在自己之前，应该是心悦诚服的。 至于一良先生对自己排名第三，“自信颇为允当也”，也是有根据的。晚清开展“洋务运动”，推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公私教育均以培养“中西兼通”人才是务。迨至民国，相承不改，学人虽然都能“中西兼通”，但“中西兼通”与“学贯中西”仍是两个程度不同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谈到“学贯中西”，惟一良先生平生不作第二人想。 一良先生的“中学”功底源出家学。前揭“读书题记”第一条为《孝经》，有乃父叔弢老人题记：“壬戌（1922年）十月给一良。”是年一良先生年仅9岁。编者按云：“虽无周一良题识，但为其私塾发蒙所读《孝经》，特存此纪念。”可见一良先生的“中学”是有深厚童子功的。前揭《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一良先生题记又云：“邵心恒兄挽陈援庵先生有联云：‘校讎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当时传诵。余之此著则‘愧为乾嘉作殿軍’矣。可叹也。”邵心恒即邵循正，也是北大历史系教授，蒙古史和近代史研究专家。一良先生所引为下联，还有上联：“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陈垣先生治学原宗乾嘉，与革命没有关系，1971年去世，尚在“文革”中，挽联不得不给他贴上革命标签，并与乾嘉划清界线。《札记》的撰成和出版都在改革开放初期，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故一良先生敢于如此借用，明以愧叹自嘲，实则表示自己的史学仍宗乾嘉。这一点对于了解一良先生的学术渊源十分重要。 一良先生的“西学”系由西儒启蒙，人所熟知，无须赘述。一良先生能够成为世界史研究大家，盖源于此。需要强调的是，朱大渭先生作为当时的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以“学贯中西”紧扣一良先生，其中之“西学”，不应指一良先生的世界史研究，而应指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从早年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时，就极为重视外国学术史，不仅在论著中引述外国学术成果，还专门写过关于美国魏楷英译《魏书·释老志》和日本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的书评。在此之后，也一直坚持重视外国学术史。一良先生的论著，经常引述外国学术成果，其例甚多，可以不论。1984年撰写《评介三部魏晋南北朝史著作》，除了万绳楠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外，还有越智重明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之贵族制》和川胜义雄先生的《六朝贵族制社会之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认识。1982年发表《〈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对美国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英文名著《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进行评介，有肯定，也有批评。1990年与王伊同合作完成《马译〈世说新语〉商兑》，1992年独自完成《马译〈世说新语〉商兑之余》，总计六万余字，对美国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英译《世说》的漏译、误译进行补正。也使我们对美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动态有了新的了解。一良先生对外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的引述和评介，他山之石的重要性，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尚不显现，但在信息完全闭塞的50至70年代和信息不太畅通的80至90年代，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而称之为是对中国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重要贡献，恐怕毫不为过！ 我与一良先生的交往虽然不多，但对民国大师的崇敬却是老而弥笃。一良先生故去已有15年，摩挲他的《全集》，咀嚼他的文字，遥想他的人生经历，回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百感交集！“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岳南《南渡北归》封面语），谨以这篇小文，表达我对一良先生深深的怀念！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