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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部分研究成果，一经发表，即成定论。譬如著名的《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该文最早在1949年《燕京学报》第37期发表，此后大约半个世纪，再也没有类似专题论文面世。直至近十余年，才出现几篇关于乞活的专题论文，但均属为评职称撰写的“急就章”，内容没有超出《乞活考》的范围，自然也没有任何价值。当然，并不是说《乞活考》就穷尽了材料。例如该文谈到“乞活堡”和“乞活城”，仅注意到《晋书·慕容德载记》《宋书·垣护之传》《太平寰宇记》（卷六六河北道瀛州河间县条）三条记载，谓“其地或尝为乞活所居，故有此城”，并未认为该城应为乞活始居之地。而据《通鉴》卷一一一东晋安帝隆安三年三月条胡注：“乞活堡，晋惠帝时诸贼保聚之地。”惠帝在位最后一年为光熙元年（306），是年正是东嬴公腾遣并州将士“就谷冀州，号为乞活”之年，亦即学界公认的“乞活”始见之年。可见胡三省是认为乞活堡为乞活始居之地的。清缪公恩《梦鹤轩楳澥诗钞》卷一有《乞活城》诗，序曰：“苻登败，弟广以所部二千人降慕容德，德处之乞活堡，俗名乞活城。”其中“乞活堡”以上原出《晋书·慕容德载记》，可知“乞活堡”在苻广投降慕容德之前就已存在。诗云：“铁甲琱戈委战尘，将军一败弃君亲。孤城乞活今安在，何似田横五百人。”说明“乞活城”至清中期仍有遗址供人凭吊。这两条材料，虽然《乞活考》没有留意，但仅属枝节问题，对该文的整体结论，并无丝毫影响。 一良先生非常看重自己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同时也非常看重学界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评价和学术地位的界定。但与今天充斥学界的“谀评”不同，特别讲究“分寸”和“贴切”，不接受“溢美”之词，这应该是民国学人的共同品性。《全集》第九册有“读书题记”专栏，辑录一良先生收获书后在书上题记若干条，按年编排，并附有编者按语，可以管窥一良先生的学术追求，十分珍贵！前揭一良先生的三部魏晋南北朝史专著都有题记。 第一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12月出版。一良先生题记云：“1964年2月收到。”按一良先生题记通例，一般都要记到日，此仅记到月，可能为后来追记。编者按云：“封面盖有‘重版修订用书’图章。”刚出版就考虑“重版修订”，可见一良先生对学术精益求精的态度。 第二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3月出版。一良先生题记云：“1985年11月9日收到样书，距交稿计四年两个月。”同在北京，何以3月出版，11月9日才收到样书，原因不明。从特别说明“距交稿计四年两个月”才收到样书看（《札记》原有“自序”，末署时间为1981年9月9日，至收到样书之日，正好四年两个月），显然不太满意。这反映“文革”过后，拨乱反正，一良先生希望重回熟悉的魏晋南北朝史学界，心情十分迫切。 第三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一良先生题记云：“1992年2月17日收到样书，一年即成（《续编》原有“后记”，末署时间为1991年3月，至收到样书之日，正好一年），北大此事对得起我矣。”当时的出版业，尚处手工作坊阶段，交稿之后一年能够见书，自属相当快速。而学人之间，是靠研究成果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早出版，奉献给学界，自是学人最为愉悦之事。一良先生表扬北大，情见乎辞，盖因于此。 最重要的题记见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此书是1995年9月在湖北襄樊召开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一良先生云：“1996年12月收到，会长排名颇见胆识，我居老三，自信颇为允当也。”这里，“会长”指缪钺先生的高弟朱大渭先生，“排名”指朱先生为本书所撰《前言》中关于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第二阶段的学人排名。朱先生的《前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将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先指出：第一阶段以陈寅恪、汤用彤、吕思勉三先生为代表。然后说：“在第二阶段，以唐长孺、业师缪彦威（钺）及周一良、何兹全、王仲荦、韩国磐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学者，先后崛起于学界。他们或论考双精，或文史兼善，或学贯中西，或变通今古……”需要指出的是，一良先生称朱先生“排名颇见胆识”，自己“自信颇为允当也”，并不仅仅因为第一句中的“我居老三”，而是因为第二句中的“论考双精”紧扣唐长孺师，“文史兼善”紧扣缪钺先生，“学贯中西”紧扣自己，“变通今古”紧扣何兹全、王仲荦、韩国磐三先生，均“贴切”而有“分寸”。唐长孺师“论考双精”排名第一，久为学界共识，可以不论。缪钺先生排名第二，需要稍作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