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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影响深远而广泛，自出现起就备受关注，学界对长征的研究也从未中断过。近十年来，长征受到持续关注，在广度和厚度上都取得积极进展，迄今已出版专著100多部，如《红军长征史》、《长征档案》、《长征回忆录》、《历史的决策：长征重要会议》等，发表论文、纪念文章数千篇。 学者对长征出发标志有不同认识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瑞金；一种认为是于都；一种认为是有多处，包括瑞金、于都、宁化、长汀等。分歧的焦点在于对长征出发标志的不同认识。刘良认为，必须区别长征出发地、集结地和突围地三个不同的概念，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的第五号命令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显著标志；中央第一、第二纵队的长征出发地是瑞金；各军团撤离战场开始出发的地点分别是兴国和石城；于都是红军长征途经的第二个集结地。黄鹏生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即集中与出发相统一、整体与部分相区别、时间与地点相一致、以队伍集中后开始行动为出发标志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于都，出发的时间是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主要有“五次说”、“六次说”和“八次说” 近十年来，有关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五次说”、“六次说”和“八次说”。徐占权等人的《准备·密电·落脚点——〈红军长征文献〉编纂札记》考察长征中的电报后指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有五次：湘西——黎平转兵，创建川黔边苏区——北渡长江，创建川西或川西北苏区——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落脚陕北。但“五次说”并不多见，更多人持“六次说”和“八次说”的观点。 李冰梅、傅广华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最终确定及其战略意义》、肖居孝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六次选择》、张国育的《弘扬长征精神履行历史使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专家学者访谈录》、黄星的《红军六选落脚点——究竟走向何处？》等文都认为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变化依次为：湘西——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陕甘——中蒙、中苏边境（或接近苏联）——陕北。 落脚点“八次说”更为流行。徐世强的《艰难的选择：长征时中央红军曾八次改变落脚点》、马昌法《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八选根据地内幕》、饶彦久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演变》等文则指出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变化次序基本是：湘西——川黔边（或川黔）——川西或川西北（或川滇黔边）——川滇黔边 （或黔北）——川西 （或川西北）——川陕甘——苏联边界——陕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