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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军长征阶段划分切入阐述俄界会议的重要意义 这几年关于俄界会议的研究逐渐增多。现有的研究较为一致地肯定了俄界会议揭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价值，指出俄界会议挽救了危局，对于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重大意义。 相较于对俄界会议意义的宏观描述，秦生从红军长征阶段划分切入阐述了俄界会议的重要意义。石仲泉曾将红军长征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第二阶段为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前；第三阶段为从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至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前；第四阶段为中央红军从1935年9月到哈达铺至12月瓦窑堡会议前；第五阶段为从1935年12月中央瓦窑堡会议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 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划分上，秦生的《关于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定位与长征阶段划分的商榷》一文则认为，石仲泉的划分割裂了事物发展的有机联系，以哈达铺为界划分第三阶段与第四阶段是缺乏代表性的，因为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党中央改变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制定的川陕甘计划，经过了俄界会议提出新的方针、哈达铺明确前进方向、榜罗镇会议确定落脚点的过程，完成了“长征的落脚点”新战略方针的制定，这样一个决策过程是渐进发展、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以俄界会议为界划分更为科学合理。石仲泉和秦生见解出现分歧源于二人对俄界会议的重要性有不同的定位。 通道会议是确定“策略转兵”的开始，黎平会议则是实现“战略转兵”的标志 关于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改变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向贵州进军的战略转兵，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通道转兵，即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即转兵向西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根据地的主张，命令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实行战略转兵；另一种观点是黎平转兵，认为中央红军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兵，是由黎平会议决定的。 曾景忠撰写的《通道会议研究》一文，利用大量文电材料，对通道会议的背景、内容、性质和作用作了全面考证，认为“飞行会议”即为通道会议，是12月11日夜在通道县的流源举行的，会议既不是军委扩大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笼统称为中央临时会议未尝不可，但更像“三人团”扩大会议。文章指出，通道会议没有实现转兵，不仅因为没有最后放弃中央红军去湘西的打算，而且具体进军方向也没有转换变动，而是继续了过湘江后确定的沿湘桂边西进的部署。但会议决定接受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仍有重大意义。上述考证是确凿的，评价是中肯的。曾长秋撰文《长征初期湘桂黔边“转兵”问题之我见》指出：通道会议是确定“策略转兵”的开始，而黎平会议则是实现“战略转兵”的标志，转兵是一个过程，而且是遵义会议召开必不可少的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