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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会议会址并非在巴西乡，而是在阿西与牙弄之间的阿西茸乡 1935年9月9日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巴西会议，纠正了党内错误的军事路线，化解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此重要的会议，究竟在何处召开？各种党史材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孙果达的《红军长征中巴西会议会址新考》通过相关的回忆录及长征中的电报指出，巴西会议会址并非在巴西乡，而是在阿西与牙弄之间的阿西茸乡。 从社会史和地方史层面扩大了长征研究领域 长征途经十余个省份，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迁，因此将视线下移，从社会史和地方史层面考察长征不失为一个好视角。裴恒涛的《社会变迁视阈下的红军长征与贵州社会》从政治、军事、民间信仰、民族关系及思想文化层面考察了红军长征给贵州带来的变化，是运用社会史与地方史研究方法推进长征研究的重要尝试。除此，王映泰的《红军长征在天水》、杨军的《长征·云南》、张红梅的《红军长征在陇原》、庾新顺的《红军长征过广西纪实》、刘广明的《五岭逶迤腾细浪：红军长征在郴州》、崔乾志的《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四土》、马正文和司玉国的《将台堡会师》、朱惠芳的《红军长征在汝城》、袁泽光的《中央红军过仁怀》、何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周忠瑜和杨发玉的《红军长征在班玛》等论著也将地方史研究方法运用于长征研究中，扩大了研究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