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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得以发展壮大，其中一个渠道就是通过读书会团结群众、发展党员 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面对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党的组织多处于秘密状态，公开直接地发展党员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即便是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共产党依然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其中一个渠道，就是通过读书会团结群众、发展党员。 恽代英是我们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1917年还在中华大学读书时，他就和好友成立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互助社很快发展成为武汉地区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为推动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23年，他应吴玉章、王右木聘请任教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西南公学，接触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亲身的革命经历使他认识到了读书会在团结群众中所能发挥的作用。1924年，他在《学生运动》中就如何组织发展青年学生问题指出：“我们亦可以与同学组织日记会、演说会、辩论会、旅行会、读书会等等。这在一方可以因为这种组织，与有些同学发生多一层的关系；一方亦可借此引诱同学与我们的思想相接近。在轮流阅看日记或读书录的时候，在轮着我们报告演说辩论的时候，在我们与他们自由谈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常酌量情形发表一些我们的意思，使他们于不知不觉间受着影响。”在制订1925年上期的青年工作计划时，他又特意强调，对青年学生开展宣传组织工作，“须预备组织读书会”，“集合每个同学所购买的图书”，“以便于同学互相借阅”。而且读书会要有“定期的集会”，交流探讨读书收获。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大肆破坏共产党的组织、逮捕屠杀共产党员，白色恐怖中，发展党的组织更加困难，更需要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1928年，任弼时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中指出：“党的秘密工作只有能使党领导广大群众斗争时才有意义，否则秘密则与群众斗争也隔离起来，那便是极大的错误。”由此他强调要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尽可能去团结工农群众。至于具体的工作方式，任弼时指出：“每个支部必须找出许多公开组织群众的方法，如上海之弟兄团、姊妹团、堆金会、读书会、平民学校等等，在自己的领导与影响之下去结合周围的群众，并且要抓住每一个公开活动的机会，将我们秘密的工作与其联系起来，以吸引广大的群众，扩大党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党以读书会的形式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群众，特别是将一大批渴求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壮大了党的组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