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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建基于胡适日记中包罗的大量剪报和信件，这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史料仓库。但要充分利用这些剪报和信件则需要努力重建其历史语境:胡适何以要在日记中收入这篇文章和信札，其对手方为谁?与此相关的其他文章有哪些?能否勾连起信札的你来与我往。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做一些考证源头、报刊重检，来往信函比照的基本工作，这样大概才可能在某一点，进而在一个较大的面上将胡适和其相关人物的研究推向深入。 1928年4月24日，胡适本来就不太愉快的心情被一篇文字又拉拽了一下。这篇文字就是作者署名“园丁”的小说《燃犀》。第二天，胡适就给《京报》社编辑主任写信道： 我不认得作者“园丁”先生，但我想托先生转达一点意见。我只见了这一期登出的《燃犀》，其中已有许多地方是完全错误的。如： (1)我结婚时，先母尚未死，此书中所说完全错了。 (2)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格。 (3)当陈独秀先生做北大文科学长时，当蔡先生长北大时，林琴南并不在北大当教员。 (4)他给蔡孑民先生的长信，并不是辞职的信。 (5)作者引我的新婚杂诗，其中多割裂讹误。 本来这种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说是很不易做的，做的好也不过成一种闲话的资料(gossi p)(按,曹伯言先生整理的各种《胡适日记》均误作gossi )，做的不好便成了谣言的乱谈了。“园丁”先生有志作文学，似宜向真材料中去努力，不宜用这种不可靠的传说材料。质之作者，以为如何？ 这段出自胡适日记的话多有研究者引用，他们的解读不少从胡适为林纾“辩诬”的话出发，说明胡适对待林纾的“厚道”，却基本无意去问：“园丁”是谁？他为何要写《燃犀》？《燃犀》写了些什么？这部小说背后折射了什么？这些问题均值得做些更深入的辨析。首先要考察的是“园丁”为何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