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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上说的是卢前为何会作《燃犀》，若从胡适这一方出发，则能看到《燃犀》折射的是国民大革命后新的情势与胡适个人命运的碰撞。对1920年代末的胡适，我们至今仍稍稍忽视，当国民大革命带来又一次“易代”之后，他一方面因政治理念不同经常与国民党政府发生冲突，并受到国民党方面的言论攻击，甚至有被“法办”之虞。但另一方面他也面对着其他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质疑。这股从各个方面“攻胡”的潮流早在1920年代中期已经开启，而“易代”则打开了洪水涌出的闸门。小说《燃犀》正是洪水中一波典型的浪潮。 从小说内容看，卢前对于胡适乃至胡适周边人物的著作、文章、掌故、轶事、传闻、谣言等都非常熟悉，涉及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各个版本的《尝试集》《冬夜》《草儿》《新青年》《新潮》、胡适的婚姻状况、胡适的朋友、胡适的学生辈、婚姻之外的男女关系，关于新诗的各场争论等等。这些著作、文章、掌故、轶事、传闻、谣言等有的原来是塑造胡适“明星”形象的重要元素，有的虽然是不客气的訾评，但也只是在私下言谈、来往书信里如潜流般传递，并未大肆公开传播。但伴随着“易代”的时势大气候变化，这些都成为了可以用来“攻胡”的武器。 比如《燃犀》曾描摹何识时与郑恒则(影射陈衡哲)交往的情形道： 记得有一天留美同学会开会。在男女毕集，杯盘交错的当儿，忽然诸务林君对一位近视眼厚嘴唇的女士指着识时说道：“这何识时兄，郑小姐见过没有？”那位女士正站起来，识时连忙趋前握一握手。郑小姐说：“久仰，久仰，我常在《少年月刊》(按，影射《新青年》)上拜读大作。”识时逊让了一回，务林道：“何君本来家学渊源，他的……”说着在头搔了几下，好豫想了一念，对识时道：“恐怕曾祖罢……是清朝的经学家哩。”识时得意着，点道头，表示他的话丝毫没有错。务林又指着郑女士道：“这位郑恒则小姐的尊翁也是大诗家哩。”郑小姐笑了一笑，于是识时同他恁在阑干上接谈起来。 …… 郑小姐向来是佩服识时的，一见之后，格外亲热，渐渐交情浓密了。不过识时毕究算得英雄，他在国内早已与一位张东幼女士(按，影射江冬秀)订婚，既订白头之约，不能做忘恩负义的薄幸郎。虽与郑小姐到了爱情的范围，却终不敢及于乱。偶尔想起朋友陈洪俊(按，影射任鸿隽)还没有订过亲来，就想把郑小姐介绍给他，居然不久这个理想实现了。 这一段大概是要点明胡适与陈衡哲之间关系微妙和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中称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的不实。 对《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所提出的文学革命入手“八事”，小说则极尽讽刺道： 回去是可以回去的了，拿什么去卖出钱来呢？于是盘算多时，才发明了一种主义，叫做九有主义的。何以叫九有主义呢？什么言有序，言有物，什么有病呻吟，什么有新意，什么有俗字俗句纵好，什么有散句而不骈，什么有白句而不典……东扯西拉的把些旧话凑了九点，重新装点出来，果不其然成为了簇簇新的动人新主义。又把他一位碧眼黄须的老师的学说———“实用论”借作自己文学理论的基础。 …… 他经过好多时光的预备，已经有头衔可以吓人，有主义可以哄人，有著作可以骗人；一定可以有名誉，有地位，有利益的；再有学生，有妻有子，三三如九将来必定实现“九有主义”了，决定下主意，一帆风顺便匆匆地回到久别的祖国了。 还有对于胡适作《新婚杂诗》情形的大想象。要知道在1921年左右，人们对于胡适婚姻的想象是“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七年后至少部分人的心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燃犀》着力刻画的不是胡适对旧妻的“不离不弃”，而是胡适对此段婚姻的无奈进入和在婚姻中遭遇的尴尬场景： 罢，罢，这订下十年还没有娶的老婆，还是快一点讨回来罢，算了命，择了日子，赶快地预备起来。时光过得非常之快，转瞬却到了十二月三十的吉期。把他们俩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了。这是多么开心的事!还有一件小小而有趣的事呢，就是他娶亲这天所放的爆竹，还是十年前他老妈要替他娶的时候所办的。他本人逃婚之后，已是镀过金，喝过洋水回来，而老妈已死，爆竹不免又陈旧了些! 听了旧爆竹的声音，(何识时)不免动了新诗之兴。于是洞房花烛夜，提起笔来，作了几首新婚诗，虽然满心得意，其中却发了不少牢骚。诗中有些妙句是： 什么“多少兴亡，不堪回想!”什么“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 更妙的是： “老了你和人儿一双!” “十年陈爆竹：越陈越响!”“百句一晚得，哈成笑呵呵!”识时笑嘻嘻地连忙把诗稿送给夫人评阅。夫人看了似乎不大高兴的样子，抵了一下嘴，说道：“哼!我真是老了!”识时正想听她的夸奖，谁知反得罪了她，赶快地解释，总算把这一段小风波结束。 如果说以上这些都还有些“薄据”，那么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哲学史》)，《燃犀》则造出了全新的坊间谈资。它说道： (何)识时一壁听来校长的话，一壁心里想着。这时听他说到哲学史不由有些恐惧而且惭愧起来。何以故？因为根本那本东西是用日本人的著作做蓝本的，说不到著作；何况只有半部，仅仅把周秦诸子敷衍说了，汉以后的，连自己都一点不大了解。这怎么办？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我这半部讲义怎么支持!还是猫猫虎虎的接着编完了，还是……心中渐渐烦躁起来，听器官也失掉了效力，只见大家手不断的拍着，来校长(按，影射蔡元培)业已讲完，程主袖(按，影射陈独秀)、田元重(按，影射钱玄同)也先后登过了台，眼望着就轮到自己，连忙定一定神，心上不禁大吃一惊。镇住一切的踟躇之想，急急地预备演讲稿，这个关系非轻，与招牌大有关系呢。 这种《哲学史》参考日人著作的话以笔者阅读范围在1928年前似未见，但随着《哲学史》下册的久不见付梓，传言大概正在私底下暗暗流传(同时在坊间流传的还有《哲学史》实际抄袭自胡适祖父)。而《燃犀》让其浮出了水面，并且传播将愈演愈烈!两个多月后胡适因揭露“伦敦赛乳会”假新闻一事遭人匿名攻击，利用的也是这一传言，而且直接将“哲学史”对日人著作的参考升级为了对日人著作的抄袭： 你在十年前由美归国，路过日本，在旧书摊上，偶然买到一本日人所著的《支那古代哲学史》，就译成为《中国哲学史上》，作为你自己的作品。大家因为你是个西洋学生，都被你蒙住了，盲从赞好。你的书就风行一时。真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但你究竟乌龟现了原形，十年来该书下册竟不能出版一字。 正因《燃犀》是如此写法，所以在胡适眼中这部小说大概正是——“态度实在不好，风格实在不高”。到1929年7月大概是见多了此类“态度不好，风格不高”的东西，胡适为此做过一总结云： 这种态度并不足以作战，只足以养成一种卑污的心理习惯；凡足以侮辱反对党的，便不必考问证据，不必揣度情理，皆信以为真，皆乐为宣传。更下一步，则必至于故意捏造故实了……此种懒惰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我们应该认为最大敌人。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容这个思想上的敌人。因为在这种恶劣根性之上，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 这番话提示了一个颇让人省思的问题。清末以来一面是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从“形影相依”到“终成陌路”，一面是政治运作中的恶风气不断地在影响各界包括学界。政教的不能“相维”与政教以如此方式“相维”大概正是我们读了《燃犀》这样的小说后可长思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