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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卢前这一方来说，他的“生活环境”和“历史环境”对这篇小说的形成有双重合力的影响。从卢前的“生活环境”看，胡适与他的生活交集和他在大学毕业前的家庭变故是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因素。1920年代初，胡适是全国青年共同瞩目的“明星”，那是一个据章士钊说“以适之为大帝，以绩溪为上京”的年代，卢前也是这“瞩胡”大军中的一员。1923年12月胡适到南京讲学，同时出席胡梦华婚礼，这对卢前而言是个难得的机会，他可能准备了满腹的话要对胡适讲。但在婚礼上，胡适借致辞的机会宣扬文学革命，遭到了东南诸教授———梅光迪、吴宓、柳诒徵等人的强烈反击，被人形容是“单枪匹马，陷入重围”。由此可以推测胡适当时压根没有工夫去搭理一个坐在他旁边的无名后辈。所以卢前回信中才会有：“先生，你记得他的名字罢？行不更姓，坐不更名的‘某某’呀。”———这几句陈年怨气破纸而出的话。如要做一类比，卢前的失落心态和欲留胡适在苏州一晚而不得的钱穆很近似! 在“明星”胡适带给青年卢前大失落之后，卢氏家庭也在他大学毕业前发生了剧烈的变故。据《卢冀野评传》，1925年冬，卢前父亲因劳累过度，出差青浦时，在旅馆里患急性中风而亡。自此全家十来口的生活全靠卢前在中学兼课的几十元月薪维持。所以易君左在《卢前传》中就说：“人但观其嬉嬉笑笑，而不知此诗人实负有两肩之重荷。盖卢生早孤，仅奉高堂菽水之欢，诸弟及子侄教育费皆其所负。” 而且父亲的去世，对卢前来说不仅是需要扛起一家的经济重担，同时还真切感受到了家中支柱坍塌后的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其《呈随三丈翰英》诗中就有“先公游宦江南北，平生不少云龙友；卅年苔岑管鲍交，唯我丈人输恩到身后。于戏!翻云覆雨见人情，试问高山流水何处有”等愤愤不平之句。 大人物的漠视和家庭的困境让卢前表面看似学问颇得肯定、也有比较体面的教职，其实在他内心有重重压力，急需寻找学界更普遍的承认，宣泄压抑的情绪。而承认如何找寻，情绪从哪里发泄呢？这就和卢前所处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个“历史环境”的变动中，最重要的就是新文化运动向全国的拓展与由此引发的东南学风与新文化大风的对抗。 在新文化运动向全国拓展的过程中，南京的青年和各地青年一样也都会被此种风气围绕。据卢前说，15岁在南高附中读书时，对于诗他只知道“乱读乱作”，并无深切认识。随着“新文化运动又渐渐地扩大起来”，胡适等人倡导的“诗体改革说”甚嚣尘上，这更使得他“彷徨歧路在这里面”，荒废了好几年，不知道“涵养自己的诗趣，领略真实的诗境，探讨古贤的诗绩，徒徒想什么写什么，不假思索，不加锻炼”。 与卢前同学，1920年从河南转学南高附中(后来同样就读于东南大学)的郭廷以则回忆道： 我从开封带来不少新书、新杂志，到南京不惜花钱买得更多。杂志方面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新教育》《星期评论》《建设》《新中国》《曙光》《新社会》《太平洋》《湘江评论》《闳声》《新体育》等，报纸副刊有《学灯》《晨报副刊》，新书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周作人自日本译来的《欧洲文学史》、陈大齐的《心理学》、陈映璜的《人种学》、梁启超的《尚志学会丛书》(其中有《新道理论》《群众心理》《革命心理》)、《中国人口论》等、商务印书馆丛书(其中有郭耀根的《近代思潮》以及稍后出版的《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论》《到自由之路》《共产党宣言》)等，这是凡以新青年自居的至少要买几本这类的书籍杂志，以表示学问的渊博，而藉以结交新朋友。一些爱好新文艺，具有新思想的同学看到这个插班生书架上那么多书说：“这是了不得的朋友。”由此交了不少好友，最称莫逆的是同班的赵荣鼎(特夫)、卢正绅(冀野)、黄素封(化育)、曾广棻、低一班的周同庆和高一班最早劝我读附中的乐焕文等。 一个是卢前时过境迁后自称“悔已无及”的回忆，另一个是卢氏莫逆之交对当时青年思想气氛的生动写照，都能够说明新文化运动对卢前和他周边人物有相当大的影响。同时卢前和其周边人物又在与新文化大风对抗的东南学风之中，这种学风在当时人和后来的追述中基本是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和《学衡》为标志的。胡适曾说：“南高以稳健、保守自持，北大以激烈、改革为事。这两种不同之学风，即为彼时南北两派学者之代表。”《胡先骕小传》中则称胡先骕等人创办《学衡》，“提倡人文主义，与当时学术界狂澜抗衡，崭然树立东南学风”。 对此学界前贤多有精彩研究，此处不赘。不过需要特别指出这种两造分明，标志明确的“理想型”描述大概适于历史大势的分析，而不完全适于讨论具体人物，比如以卢前等为代表的东南大学的学生辈。要更深入地理解这批人物，需要进一步揭示新文化运动与东南学风既纠缠又对立的丰富多歧性。这一点牵涉甚广，我打算另作专文讨论，这里只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第一，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对立当然存在，且争夺激烈，但双方都已不能跳出自1895年后开始建构的新制度媒介———报刊、新式学校和出版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媒介已是新旧双方共同的基础平台，其不仅为新派，同时也为南高、《学衡》等“旧派”规定了运动的路径。“旧派”若没有报刊发表的机会，得不到新式学校的教职，丧失出版机构的支持，他们的声音就很难被听见，对于学生辈们尤其如此。 第二，新旧两派的对立除了造成读书人的分裂之外，也经常成为他们彼此“互渗”的源头与原因。在新派这一方，李大钊曾指出：“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这个现象在新文化运动中不断重演，以致李大钊们经常称新文化运动为“新名词运动”。那么他们的著作谁会读得较认真呢？有时恰是要与他们论争的“旧派”。从卢前的文章看，他对胡适等人的书很下过功夫，读得很熟!而对“旧派”这一方，新派常常会通过他们主导的新制度媒介简化、曲解甚至制造他们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旧派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由新派塑造出来的。因此“旧派”就变成了新派笔下和口中的“旧派”，只有模糊的影子，而无清晰的样貌，这正是一种深刻的多歧性。 第三，在当时读书人的感知中，新文化大概并不仅仅由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以及由他们主导的报刊来代表，同时若有人与胡适和他的朋友们意见不同，也不意味着这些人就会非此即彼地支持东南诸教授，这中间有广阔的灰色地带。郑振铎曾说他们针对《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做论争，“扑灭了许多想做遗少的青年人们的‘名士风流’的幻想”!据沈卫威研究，在这期《诗学研究号》上就登载过卢前的两首旧诗。但卢前真的只是“想做遗少的青年”吗？大概并不是。 卢前出版过白话小说集《三弦》，在《时事新报》《京报》上也常有文章。对新诗，他有浓厚的兴趣，著有新诗集《春雨》《绿帘》。而且据《饮虹周刊》上卢前以笔名发表的一系列谈论新诗的文章看，他对诗之“更新”的期待并不亚于胡适等人，只不过他反对胡适等人的“推陈出新”，强调“继陈出新”。卢前曾把中国的新诗分为三派，第一派是旧瓶子装新酒，这一派作新诗的方式是“《学衡》中如吴雨僧先生一般所主张的”，虽然平稳，但“还不能使时代满足”。第二派是洋瓶子装新酒，如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等人的诗，但此派最大的问题是———“诗是否专给知识中人看的？”在卢前看来诗是要“往民间去，向民众去”的，由此他欣赏和力图建设的是第三派———新瓶子装新酒，即“国性的音节、字、句，合乎现有民众的叙述、描写”，加上“西洋诗中合乎我们胃口的调子、字句和想象、思想、情绪”，此谓之“新瓶”；“新酒”则指新时代的民情风俗等等。 这些见解和郑振铎在《新与旧》一文中的理解从表面上看基本无差，区别在于何为新瓶，何为新酒。它和闻一多提出的新诗“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等看法更是相似。可见卢前虽可能在郑氏所言的“想做遗少”的青年之列，但并无太多“遗少”口吻，同时也不步趋东南诸教授的看法。 第四，卢前等人对于新派的反对意见中当然不乏宽泛的新旧对立的因素，因为东南学风特别是其师吴梅对他一定有不小的影响，这从他一直强调旧曲与新诗的联系就可见端倪。但同样重要的是这批青年代际超越的冲动。在给胡适的回函中，卢前提到了他相识的那些朋友。结合其他材料，我们可以大致勾勒此圈子的成员有闻一多、梁实秋、胡梦华、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滕固、成仿吾、朱湘等人。其中卢前生于1905年、胡梦华生于1903年、闻一多生于1899年、梁实秋生于1903年、郭沫若生于1892年、郁达夫生于1896年、田汉生于1898年、滕固生于1901年、成仿吾生于1897年、朱湘生于1904年。 这群人里除了郭沫若年纪稍长，都属于1895—1905世代。这一世代的成员未尝到过科举废除的痛苦，同时也没机会搭上清末新政的顺风车。辛亥革命对他们来说则只是一场小部分人浅尝辄止的“挂招牌式革命”。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能充分感受到的是新文化的席卷，民国政治的污浊、“学阀”实际的和想象中的压迫以及身为“高等游民”的无奈，这些汇集成的是强烈的代际超越的冲动。这以胡梦华在评价“梁胡蔡陈”时的一段话即为典型： 梁蔡胡陈诸氏，《小说月报》，《新青年》二三杂志，不足以代表现在的新文化运动了。而《学衡》记者偏根据梁蔡胡陈诸氏，《新青年》、《小说月报》来批评现在的新文化运动，不过益形现出他们的“诬”呵! 这段话明显表露出卢前等人并不是站在《学衡》的立场上来反对新文化，而是希望能由他们来主导“现在的新文化运动”。正因为学生是“以已新批彼新”，同时也不太能容纳“旧”。所以他们对于传统的态度与作为老师辈的东南诸教授有较大区别。而区别就在张灏说的，对传统究竟是处于一个“外部观察”的状态还是一个“参与其中”的状态。对于东南诸教授来说，他们很多是“参与其中”的人，对传统有活生生的体认。像胡先骕与他诸位老师接触就能充分感知传统：沈曾植是“虽任冲繁之首府巨任，实乃霭然儒者”；夏震武谒圣时“必岸然立于中位，幼云先生(按，刘廷琛，时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亦听之而侍立其侧，不以为忤”；对林纾，胡氏更是说其为老师中“最令人怀念者”，因为“先生之语言妙天下，虽所讲授者为宋明学案，而以其丰富之人生经验以相印证；又繁征博引古今故事以为譬解，使人时发深省，而能体认昔贤之明训”。 但卢前这一代大概就因隔了稍远而不太能“参与其中”，大多数时候他们是以一种冷静和峭刻的方式从外部观察传统。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燃犀》中特别要写林纾在路上捡女鞋事： 有一天，他老(按，林纾)正在十丈京尘的道上闲走着，忽地里前面一辆车子如飞地跑过去，定睁看时，不偏不倚的正落了一件东西在他老前面，红通通的，又有些香扑扑地。他老拾起来，在鼻子嗅了几下；向怀里抱好了，不多时那车子又如飞地折回来，车上坐的一位美人，袅袅婷婷的向他老招呼： “老伯伯，您老人家看见一只红鞋子落下来没有？” “没有!没有!什么红鞋子!没看见!没看见!” 他老先生急的脸红红地回答她，暗地里觑她那副娇态，那女子听了没法子，只好低下头来，叫车子慢慢地向前一路找去。他老于是回到家中。从此书斋里，又多了一样清贡品。 这段充满恶趣味的描写说明在卢前等人心目中，如果胡适等已成为“三代以上的人”，那么在胡适之前的人大概就更无足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