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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著《中国近代史》基本贯彻了毛泽东的上述论断，着重叙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统治阶级的卖国和人民的反抗，全书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线索，辅以民族斗争和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紧紧围绕帝国主义、清朝统治阶级和中国人民这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描述它们各自的动态及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丰富的史料，生动而又严谨的笔触”解释了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说。(48)范著《中国近代史》与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可以说观点针锋相对，与此前的带有通史性质的马克思主义近代史著作相比特色更加鲜明，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西方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只是深重的灾难。 在范著《中国近代史》中，西方的全部含义几乎就是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则意味着侵略、野蛮、征服与屠杀，因此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该书以相当篇幅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如何残暴，如何诡诈”，(49)重点揭露和控诉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和两次割地狂潮，以及伊犁交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等一系列侵略史事件，同时大量揭露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堕落和丧权辱国。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革命优于改良，抵抗好于妥协。 对于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等人的“新政”，作者予以抨击，认为洋务运动同顽固派一样，“同为构成满清统治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天津条约的新产物，是外国统治者改造封建旧军阀，使它适合镇压革命之用的新军阀”。他们的“自强”只是求本集团的自强，其结果“一个是加深殖民地化；一个是加深人民的灾难；一个是加深满清统治阶级的裂痕”。(50) 对于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人物，范文澜则给予了充分肯定。他称赞裕谦是“满洲贵族中坚决主战的唯一人物”，(51)认为林则徐坚持反英斗争，“值得被中国人民纪念和尊敬”，还表彰了陈化成、关天培及定海三总兵“保持民族自觉、抵御外侮的历史旧传统”的不屈精神。(52) 第三，突出展示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在“反帝国主义”的语境下，既然帝国主义意味着罪恶，那么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群众的抵抗斗争自然会得到充分肯定。范著对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称赞太平天国革命“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使中国自陈胜吴广以下数千百次旧式农民起义“面目为之大变”，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它的光荣成就永远不会被磨灭，它的伟大精神将永远被继承和发扬。(53)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更加突出，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以落后的宗教迷信为形式，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它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它阻止了帝国主义的瓜分运动，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54)在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启蒙语境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义和团运动视为迷信、愚昧的反现代化反科学的运动，是一种“落后”的象征。李大钊在他著名的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55)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甚至将义和团称为“拳匪”，他断言“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邪说的结晶”，与现代科学背道而驰。在文章最后，陈独秀指出“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象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56)而这样的判断到了范著《中国近代史》中则几乎不见，义和团运动从“反帝爱国”角度获得了非常全面的认同。这些评论反映了范老对历史的基本预设，即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 撰成《中国近代史》以后，近代史一直是范文澜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表现如下。(1)不断修订《中国近代史》。(2)创建近代史所，聚集、培养近代史研究人才。(3)在20世纪40～60年代，发表多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论文，包括《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等。(4)重视史料整理编辑工作。1949年7月，由范文澜领导的中国新史学会筹备会成立，确立以推动近代史研究为工作重点，立即开始组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1950年成立了总编辑委员会，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11人组成，并确立了各个专题及负责人。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在此后的10年中，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950年出版《义和团》(翦伯赞主编)，1952年出版《太平天国》(向达主编)和《回民起义》(白寿彝主编)，1953年出版《戊戌变法》(翦伯赞主编)，1954年出版《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1955年出版《中法战争》(邵循正主编)，1956年出版《中日战争》(邵循正主编)，1957年出版《辛亥革命》(柴德赓主编)和《捻军》(范文澜主编)，1959年出版《洋务运动》(聂崇岐主编)，1978年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共计11种，2700多万字。它几乎囊括了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收录文献资料1800余种，其中包括罕见的珍本、抄本、孤本和外国档案及私人译著。除正文外，丛刊还附有“书目解题”“大事年表”“人物传记”等，极便查检利用，是此后海内外所有近代史研究的基础。 范著《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大年指出：“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确实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前一部书试图用科学的观点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作了一番概述，它的印数累计达数百万册，成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必备的历史读物。后一部书用新的历史观点为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它的某些看法长期影响到学术界。它的问世，过去了40多年、50年，至今提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们仍然要首先举出这两书。这种情形，近乎绝无仅有。”(57)戴逸认为，《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这两部书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全部历史，教育、影响了后代的历史学家，也教育、影响了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者。范老的著作很多，这两部著作可以说奠定了他在历史学界崇高的、不朽的地位”。(58)陈其泰说：“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为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关头，认识这些历史是与当时进行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直接相联系的。因此许多爱国青年读了范著《中国近代史》而奔向解放区，发挥了历史著作的巨大战斗作用。”(59)通过这些评论不难看出，范著《中国近代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和整合作用，为现实进行的政治革命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这一点比起古代史研究表现得更为直接，充分显示了史学对现实政治话语的服务。 范著《中国近代史》及其所缔造的“革命史范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学术上亦造成诸多流弊。首先是研究对象范围狭窄。由于研究的重心是“革命”，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为编纂主线，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史只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过于偏重政治史，经济史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比较薄弱，文化史与社会史则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其次是思想方法的绝对化。新中国建立初期，史学工作者虽然普遍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但是在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上存在偏差，加之社会上“左”的思潮滋长蔓延，政治运动起伏，造成历史学领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出现了简单化、片面性的偏向，历史研究成了意识形态的简单注脚，学术与政治共用一套语言体系。近代史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概念，诸如“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维新”与“顽固”等，都是带有强烈价值判断的特定的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话语，而且评价体系过于简单，不是从历史事件本身的客观条件出发，而是从现实的政治感情出发，用“进步”和“落后”等简单的概念评价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则立足于批判。这种简单化、片面性的倾向损害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和科学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