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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童小鹏副部长在给我的回信中为张西曼题词：“张西曼为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促进两次国共合作和加强中苏友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1999年是中俄（苏）建交50周年，10月5日在北京饭店一楼大厅召开的纪念会上，俄中友协名誉主席齐赫文斯基院士在讲话中提到“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俄中建交50周年。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喝水不忘挖井人”，我回想起三十年代有一个中苏文化协会，会长是孙科，创办人是张西曼，在当时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张西曼教授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文化人，为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会场上响起一片“张西曼是谁？”的声音。我深受感动的是，在事隔60多年之后，遥远的俄罗斯朋友却没有忘记张西曼教授为中俄友谊做出的巨大贡献！ 接着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庆祝集会上，我因为30年来搜集整理张西曼为中俄友好生平事迹的追求获得俄中友协颁发的《俄中友谊》功勋纪念奖章。 1996年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周永珍发现线索，我2002年托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主任李长莉博士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发现的1922年1月“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初版本的《俄国共产党党纲》，说明该书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子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发挥过历史作用。 中国国家图书馆特藏部的郭满旭又帮助我找到了该馆珍藏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6年6月第五版和1927年3月的第六版。该馆目录上有1922年1月的版本，但没有找到。 2002年《党的文献》杂志经过编委会全体讨论，在第3期上发表了我的文章“寻找张西曼译《俄国共产党党纲》早期中译本”，承认我发现的张西曼以“希曼”笔名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1922至1927年间代替中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有力地传播了马列主义，因为党的纲领是党的旗帜，《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上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2003年我从工作岗位退休，但我从事张西曼研究的工作却不能退休，因为我还要继续为完成中共中央书记处习仲勋书记的委托而奋斗！只有完全自觉的战士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005年女儿红叶陪同我远赴广东，在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查看该馆珍藏的两本1926年6月第五版时，红叶突然大声说：“妈妈，这两本书不一样！”我仔细一看，果然发现了内容一致，但标点符号、排列顺序和字体大小都有不同的两个《俄国共产党党纲》的第五版。 2005年春，我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巧遇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唐启华教授（他后来担任该校历史系主任）。他告诉我，他在台湾的国父纪念馆发现过孙中山先生任命张西曼为“中俄联络员”的记载，这真是太重要了！ 2005年12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在京西宾馆为抗日民族英雄的父亲张西曼教授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金质奖章。 2006年12月1日，经过8年的搜寻，终于在北京大学档案馆找到了父亲张西曼1920年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室事务员 的档案资料，证实父亲张西曼在《历史回忆》一书中所记载的1919年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和1920年协助创立北京大学俄文系的回忆真实可信。 2010年3月，我上网搜集资料时发现1986年《中共党史资料》刊登了国防大学党史党建部组长周子信教授的文章，称“人们多把1920年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成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其实不然，1919年张西曼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才是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我兴奋不已，立刻开始寻找周教授的下落，3天以后，我居然找到了周子信教授，他已经82岁，高兴地在家里接待了我，他原来是国防大学党史党建组组长（邵维正、陈昊苏、周炳钦等都是组员），周教授1978年借调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1979年12月他采访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询问张西曼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与李大钊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什么关系。张申府先生告诉周子信，张申府和李大钊等共同参加了张西曼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受张西曼的启发，然后才由张申府协助李大钊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论述了1919年7月张西曼倡议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和后来1920年张申府协助李大钊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人员组成、宗旨等的区别，澄清了历史上的疑团和谬说。历史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父亲张西曼在1949年1月出版的《历史回忆》一书中的关于社会主义研究会的记载是真实的，张西曼才是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随后周子信教授又写出“张西曼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列主义的团体”的文章，2010年3月18日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初探”为名在《团结报》发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