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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项目号：15JJD770004)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开军，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 史学批评是关于史学自身的各种商榷、品评、鉴赏和反思，其对象包括历代史家、史学成果、史学思想、史学技艺、史学流派和史学机制等。从先秦时期关于史学的零星评论到东汉班彪集中评论前史，再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唐朝刘知幾《史通》、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一条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学术脉络清晰可见。史学批评的历史虽然古老而漫长，但史学批评史却是一个伴随着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逐渐兴起的年轻的分支学科。对于一门学科研究史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回望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从中得到研究上的启示。 一、早期轨迹与学理启示 日本史家内藤湖南也许是最早关注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域外汉学家。1914年至1925年间，内藤湖南在日本京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根据其讲稿整理而成的《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七章有“史评的发达”一目，论述了班彪、班固、刘勰、刘知幾等汉唐间的史学批评家。内藤湖南所说的“史评”主要是指“史书评论”，属于史学批评的范畴。 20世纪中国史家之讨论史学批评问题，可以追溯到梁启超。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演“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把传统学术史上的“史评”划分为“批评史书”和“批评史迹”两个层次。所谓“批评史迹”是“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而“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这是近代学术史上较早对“史评”类型的科学区分。这种划分不仅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在学科观念日益细化的时代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如此，梁启超还特别强调了“批评史书”对于中国史学的意义，说它是“史学所赖以建设”(以上引文均见《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页)。梁启超认为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一种形态，是史学建设的重要支撑。无独有偶，1931年，杨树达在为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作序时，谈到传统史学的流派问题，也阐发了与梁启超相似的思想：“我国学者之治史籍也，有二派焉：其一曰批评，其二曰考证。而二派中又各有二枝。批评之第一枝曰批评史籍，如刘子元、郑渔仲、章实斋之流是也；第二枝曰批评史实，如胡致堂、张天如、王船山之流是也。”(《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卷首《序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梁启超、杨树达所说的“批评史迹”“批评史实”等同于今天所说的“历史评论”(以客观历史为对象的评论)，而“批评史书”或“批评史籍”即“史学批评”(也称“史学评论”)。梁、杨两位史学家在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可以概括为：他们提出了“史学批评研究”这一重要课题，并初步确定了史学批评的内涵、学科边界和价值。 不过，最早把“中国史学批评史”作为一门专史提出来，并有意于撰述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的，是以治思想史研究著称的蔡尚思。1934年至1935年间，蔡尚思曾计划编一部《文集中的中国各种专门史料详目》，其中的第六种就是《中国史学批评史料》。其梗概见于《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华书局，1940年)第七章的附录，名为《文集中的中国史学批评史料简目》。这份简目涵盖了宋元明清时期的180余种文集，其中如金人王若虚《滹南文集》，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清代钱谦益《牧斋初学集》、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李慈铭《越缦堂文集》等，至今仍是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80年前，蔡尚思对于史学批评史学科所做的这一基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可惜的是，这部史学批评史资料集于淞沪会战时遗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