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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的轨迹还见于20世纪30-40年代的史学史和史学通论类撰述中。在1941年出版的魏应麒《中国史学史》中，史学批评史已占有重要的地位。该书不仅为刘知幾、郑樵和章学诚三位批评家设立专章，而且在下编第四章《隋唐之史学》第三节《史评之崛兴》、第六章《五代宋之史学》第五节《史评之继盛》和第八章《元明清之史学》第四节《史评事业之进步》中也集中讨论了史学批评问题。魏应麒论史学批评的起源与发展，说：“史评之起，当根于古人读史者阙疑辨妄之态度。子贡、孟子之言，已启疑辨之端；降及两汉，司马迁、龚胜诸人对古事古书之慎择，疑辨之风气益开；王充《论衡》尤多严密之指摘；凡此皆予后世史评以相当之影响。惟上述究非纯正之史评，其成为史评一体之权舆者，则实由于史家著史之后，加以评论，或发表主见，或臧否人物，或补伸余事，作为按语而并附于史篇之末。其后范围渐广，乃有评议前人作史态度之当否，撰述之精疏，体例之违适，事迹之正误者，于是虽非著史之史家，亦得本其识见而发为宏论，既不附于史篇，则著成专书，别行于世。”(《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149-150页)这段话包含了四个非常重要的认识。一是史学批评源于怀疑精神；二是提出了唐以前史学批评史上的几个重要人物：孟子、司马迁和王充，这是对梁启超史学批评史构想的补充；三是突出了史学批评的内涵——“评议前人作史态度之当否，撰述之精疏，体例之违适”；四是指明了批评家的角色特点，即“虽非著史之史家，亦得本其识见而发为宏论”。魏应麒认为王充的《论衡》虽对后世的史学批评有直接的影响，但书中关涉的范围太广，并非专门的史评之作。至于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只能算是文学批评著作。因此，“纯粹史评之专书者，实以《史通》为第一部”(《中国史学史》，第151页)。此论至今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是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三部“中国史学史”中影响最大的一部。金氏论刘知幾和章学诚的史学，即是从史学批评入手，书中写道：“至取诸家所作之史，为之阐明义例，商榷利病，则又始于刘知幾，而章学诚继之，前之马、班为作史家，未必不能评史，后之刘、章为评史家，亦尝有意于作史，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223页)金毓黻揭示了评史家和作史家的联系，作史家也能评史，如司马迁评论《春秋》之要义；评史家也有意于作史，若章学诚曾重修《宋史》。作史与评史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水乳交融。史学批评旨在阐明义例和商榷利病，这就言明了史学批评的精髓。在金毓黻看来，评史与作史“合而一之”，才是完整的史学。 20世纪30-40年代是史学通论撰述的高峰期。这类著作常因论史学而谈及刘知幾和章学诚，又在对刘、章史学的叙述和阐释中，逐渐明确了史学批评史的研究路径。其重点有二，一是彰显刘、章史学的“批评”特征；二是粗线条地勾勒史学批评史的轨迹。曹聚仁《中国史学ABC》在具体论及《史通》时，则着眼于“批评”二字，专列“对于古史籍的批评”一目论《史通》的特色(《中国史学ABC》，世界书局，1930年)。不过，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年冠以ABC字眼的介绍性史学通论显然已不能满足史学界的需要。随着中西史学的交融，史学家谈论史学理论问题时，已能辨析精微，得其要领了。 蒋祖怡《史学纂要》篇幅虽不足两百页，仍予史学批评以相当的重视。书中专门论述了刘知幾和章学诚的史学，还打了一个比方，说如果史学是一只船的话，那么史学批评就是船上的舵(《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6年，第172页)。史学批评引领史学发展的方向，将之喻为船舵，倒是十分贴切。与《史学纂要》同时期的同类著作还有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要》，谈到了“吾国品史之书”。傅振伦所说“品史之书”的“品”有评点、鉴赏之意，用“品史”一词来指代史学批评，颇为精准。其中，《文心雕龙·史传》被视为系统史学批评的滥觞，至刘知幾出，史学批评达到了一个高峰。千余年后，章学诚又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幾的思想，堪称传统史学批评的集大成者。傅振伦描绘的这条脉络反映了古代史学批评的学术轨辙。 综上，民国史学家论史学，谈理论，讲方法，实已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批评史研究。民国时期的史学批评史研究，由史学巨擘倡导，有一流的史学家响应，然而限于各种原因，他们终究没有撰成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不过，这些成果仍给今天的研究者留下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早期关于史学批评史的论述多见于史学史和史学通论中。蔡尚思有时就将史学批评史称为史学史。这说明史学批评史与史学史的确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史学批评史研究尚不深入和成熟的情况下，将之置于史学史和史学通论中是可行的。但这种作为附庸出现的史学批评史毕竟是不系统的。而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又常以史学批评的形式出现，因此，史学批评最终有独立作史的必要。顾名思义，史学史的任务是研究史学之“史”，重在史学的萌芽、发展与嬗变，探索史学演进的内在规律。史学通论的侧重点是“论”，是那些关乎史学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的通达之论。而史学批评史的核心则是“批评”史学，它的研究范围与对象要小于史学史，内容要比史学通论更专精，它只关注那些具有评论特质的史学论述。学术史叙述是史学批评史的血肉，而价值判断才是史学批评史的灵魂。第二，金毓黻强调评史家能够作史，作史家也能评史，包含着研究史学批评史的重要方法论：今人研究史学批评史，不能只瞩目于刘知幾和章学诚等少数几位专门的评史家，还要注意司马迁、班固、杜佑、司马光等作史家，甚至也不能忽视裴松之、胡三省等史注家和王鸣盛、钱大昕等考史家。如果再延展思考，可以看到，古代的文学家会评论史学，思想家也思考史学。只有充分考虑史学批评主体的多元化，并依此原则撰写的史学批评史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史学批评史。 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批评史”在很长时间里未能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社会和学术的双重剧变中，史学批评史研究被边缘化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史学批评史才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