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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成绩 1981年，史学界开始重提史学批评问题：“史学评论的提出并不是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这类工作古已有之。自从历史上有了史书，有了研究历史的工作，史学评论也就随之产生。通过评论而总结史家的撰史思想和经验，探讨正确的治史途径，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赵俊的这篇名为《史学评论有必要发展为专门学科》(《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的文章拉开了新时期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大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瞿林东多篇有关史学批评的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1991年至1992年间，《文史知识》开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栏目，发表有关史学批评史的系列论文。不仅如此，他多年来招收中国史学批评方向的博士生，还筹划了“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聚集全国的史学批评史研究者切磋、交流，这些都推动和引领了新时期的史学批评史研究。 30多年过去了，公开发表的史学批评论文已达200多篇，成果可谓丰硕。回顾既有研究，可以看出史学批评研究的侧重点及其变化。 第一，个案研究成为史学批评史研究的重心。研究者纷纷撰文探讨司马迁、刘勰、裴松之、刘知幾、吴缜、郑樵、章学诚、钱大昕、赵翼等人的史学批评思想。这些个案研究无疑是史学批评史学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基石。 一般认为，个案研究相对容易，但难出精品。然而，新时期的研究情况却并非如此。逯耀东《裴松之与魏晋史学评论》将裴氏的史学批评置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批评史的长河中予以检讨。作者考察了魏晋谈辩之风对史学批评的影响、魏晋史注与史例中兴对史学批评的作用，认为裴松之“虽然继承魏晋史学评论发展的遗绪，但却开拓了中国史学评论的新境界，并且对后来刘知几(编者按：“刘知幾之“幾””凡引号和书名号内作“几”者，我们尊重原文，不作任何改动。下文同)的《史通》发生启导性的影响”(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第305页)。林时民对刘知幾和章学诚研究一改传统的史学史研究路数，采取了“批评史学的研究取向”，转而关注存在于两氏史家心目中的批评意识(《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主义——刘知幾与章学诚·序言》，学生书局，2002年)。张三夕《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表面上看是关于《史通》的具体研究，但作者实有志于中国史学批评史的撰述。张三夕从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繁荣反观史学批评史撰述的寂寥，对史学批评史的任务及学科构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既源于研究《史通》的灵感又跳出了个案研究的局限性。这些优秀的成果能够由点及面，或以比较见异同，或由具体问题而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讨论语境中，从而提升了个案研究的学术境界。 第二，对史学批评进行学理上的分析与讨论，为史学批评史学科建设作出了理论上的准备。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有它自己的基本理论，界定该学科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否则，这门学科无法获得学理上的论证，也就难为学术界所认可，史学批评史也不例外。 史学界在这个维度上的思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关史学批评性质、原则、方法、标准、学科地位的阐述。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游翔《史学批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邓鸿光《对史学批评性质与作用的再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乔治忠《历史主义方法是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张越《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关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周一平《中国传统史学批评的学术标准》(《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等。这些成果以古代史学批评史为背景，深化了关于史学批评自身理论的认识，推动了史学批评史的研究。 另一方面是“史学批评学”的提出及其论证。王建辉在《史学批评原理片论》(《安徽史学》1991年第3期)中较早提出了“史学批评学”的概念，并论述了“史学批评学”与“史学批评史”的关系：“史学批评学要把自己的基点放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就史学批评这一分支学科而言，其民族文化传统直接地来自中国史学批评史。”也就是说，要建设史学批评学首先要深入研究史学批评史。几年后，雷戈《史学批评学论纲》(《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提出理想的史学结构是由史学研究、史学批评、史学理论三者构成的，而史学批评学“是一门专门批评史学的科学。史学批评学对历史学价值的揭示和对历史学缺陷的剖析，非常有助于捍卫和确认历史学的人文属性”。雷戈努力构建的“史学批评学”体系，哲学色彩更浓，有得亦有失，这引起了陈新的批评(《史学批评还是历史批评——与雷戈先生商榷》，《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二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史学理论的对话。这一讨论本身就是史学批评研究进步的表现。 围绕史学批评的学理分析，有助于人们厘清史学批评的内涵、外延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联，对于确定史学批评史的属性，强化史学批评史的学科独立性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从学风建设角度呼吁加强当代史学批评。针对近年来为人们所诟病的学风问题，史学批评研究者开出了一剂药方——发挥史学批评的针砭功能，激浊扬清。张晓校《史学评论：史学研究中不应有的薄弱环节》(《北方论丛》1998年第2期)指出：“批评性史学评论的欠发达客观上为不正之风创造了条件。从端正学风文风的角度强调提倡批评性史学评论其深层意义不言自明。健康的批评对史学的进步是有益处的。”这道出了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心声。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学术批评书系”中，收录了杨玉圣《史学评论》(2005年)和周祥森《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2007年)。两位作者均针对史学批评和学风建设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 第四，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历程的概述以及有关史学批评史的撰述。贯通的研究最终代表着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瞿林东较早从全局上把握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阶段及其特点。此后，游翔《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概说》(《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白云《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等也对古代史学批评的历程作出了描述。这种“简史”式的梳理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史学批评史的基本认识。 当然，人们最期待的仍是一部真正的“中国史学批评史”。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纵论古代史学批评的演进，对史学批评史上的若干重要现象和理论成就进行深入的讨论，被公认为史学批评史研究的代表作。白云《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人民出版社，2010年)上编侧重于史学批评的理论问题，下编则是关于史学批评之史的考察，是一部在史学批评史学科建设上具有重要价值的专书。 (责任编辑：admin) |